一

　　古往今来，历史大潮卷起多少人物多少事，不胜枚举。

　　故乡安徽芜湖的古邑小城繁昌，地形如瓮之嘴朝向长江，从来就是水土肥沃、藏风聚气之地。抗战时期，繁昌是保卫皖南的重要屏障，留下过很多与侵略者顽强抗争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为使后人不忘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芜湖繁昌博物馆专辟一室，着重介绍了抗战时期的杰出乡贤，葛召棠就是其中的一个传奇。

　　提及葛召棠这名字，在全国范围内或许算不上广为人知，但他的故事非仅在皖南传诵，在南京水西门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北京丰台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内，同样陈列有先生留下的文字照片及遗墨。前不久在国内及欧美上映的《南京照相馆》，引发海内外观众强烈触动和广泛共鸣。片尾穿插有几处法庭审判以及将战犯们押赴雨花门枪决的细节，场景虽为艺术还原，画面却逼真地再现了这一段史实。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同盟国在东京设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根据国际法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同一时期,国民政府开始筹备战后审判，成立“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在沈阳、北平、广州、济南等地设立了专门审判日本战犯军事的法庭。1946年2月15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皖藉法官葛召棠奉调入宁，被委以首都高等法院推事兼书记官，参与主持审理各地区上报的一些大案。其中，最受世人关注的便是审理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一案。葛召棠是5位主审法官之一。

　　谷寿夫为原侵华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1937年12月日军攻占南京后，命令所部在城内进行了40余天的大屠杀，是南京大屠杀主犯。法庭上，谷寿夫态度嚣张，百般抵赖，拒不承认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葛召棠和同僚们深知，要将这种怙恶不悛的大恶之人严正法办，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调查取证，找到有足够说服力的犯罪实据。葛召棠和石美瑜、叶在增等5位法官走出法庭取证，马不停蹄，不分昼夜，用了3个月时间，开了20多个调查庭，询问了1000多名南京大屠杀目击者、受害者和幸存者，找到了400多名证人，取得了最直接的证据。“国族浩劫，斑斑可考。血泪交织，举目滔滔”，当无以数计的人证、物证和照片被摆出来呈堂证供，谷寿夫再也无法抵赖，不得不低头认罪伏法。也正是南京法庭那份厚重的判决书，无可辩驳地确定了日军在南京残忍屠杀30万同胞这一血腥的数字。

　　耗时一年有余，经历无数次激烈庭辩，审判长的法槌终于落下，宣判谷寿夫死刑。葛召棠兼任监刑法官，他将这个浑身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甲级战犯，押赴至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那一天是1947年4月26日，南京城万人空巷，百姓奔走相告。素有六朝古都之称的金陵是个城门极多的城市，大半主道都称之为门，“门头为之堵塞，人们双手举向苍天，双掌拍至红肿”。

　　在如此重大的历史转捩期，能被国家委派，坐上审判席，代表最高司法部门行使法律权利，将日本侵略要犯和罪大恶极的汉奸进行公审，对每一个学法执法者而言，是国家和人民最大的信任与托付。葛召棠在公审战犯谷寿夫前夕，写就一封寄给亲友的家书，字里行间无不蕴藏着压抑多年的民族痛楚与洗刷雪耻的激情：“……兄今参与审判元凶，实乃平生大幸。倘得闲暇，可来宁一观？”

　　二

　　葛召棠被抽调选入是偶然，也有其必然。当时，他在执法从业界已是一位佼佼者，陆续撰写发表过多篇法律学术研究文章，与法学名家沈钧儒、史良、李达、周新民等常有互动，还出版过专著《中国古代法家思想》。著名爱国人士于右任曾为这部专著题字签名。葛召棠的才能不局限于专业本行，讼事之余，他还勤于砚耕，在书画界也引发关注，被称为书画才子，“写字用心甚殷，碑帖兼写，四体皆擅，造诣深高”。葛召棠执笔能写起诉状，也能挥毫书法艺术。他的作品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壤，尊古而不泥古，形成了隽爽秀逸的风格。他的书法作品还曾与沈尹默、郭沫若、于右任、张大千、齐白石、马公愚、徐悲鸿诸贤联袂展出。

　　葛召棠的履历并不复杂，生平一切都有迹可寻。他于1908年出生于繁昌城南的一个杏林之家，在当地也算望族。家境虽然优裕，但幼年的葛召棠处于世事动荡而混沌的年代，国运连年衰败，大清朝廷已近崩塌瓦解。他的启蒙教育虽始自民国的新兴学堂，但科举废除后的基础教育，仍沿袭传统的一套办法施教，并无太大变化。那时白话文发展方兴未艾，然而在乡村，很多老私塾先生仍处于摸索阶段，授课半文半白，佶屈聱牙，既繁且杂，不知所云。父母见葛召棠聪慧过人，颖悟绝伦，加之家中财力尚可承担，中学时代便放他走出家门，前去沪上求学深造。葛召棠于1928年考入上海法政大学附属中学高三，次年即升入上海法政大学（后改名上海法政学院）法律系。在大学就读期间，葛召棠担任学生会秘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该校学生迅速成立抗日救国会，葛召棠被选为干事团成员并兼任《法政周刊·抗日特刊》总编辑。他满怀激情，撰写发刊词，以自己的宿舍作为特刊收稿处。救国会组织赴京请愿团，葛召棠担任总纠察并积极组织在沪皖籍学生投入到行动中来。

　　1932年，葛召棠从上海法政学院毕业，翌年获取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律师资格证书。他一度回到家乡担任《繁昌导报》主笔，也在当地中心小学从事过教育管理工作。1935年，葛召棠受聘南京女子法政讲习所讲师，兼任重辉商业专科学校法律教授，1936年秋通过司法官考试。不久后，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因战乱及局势动荡，葛召棠又回到安徽，在六安、霍邱等地担任司法处下派法官。地方文史资料皆有披露：葛召棠在任职审判官期间，一身正气，秉公执法，不徇私情，深得民众尊敬，当地百姓多次向他敬献“万民伞”。

　　三

　　新中国成立后，葛召棠携家眷定居芜湖。那个时期的社会现状犹如一件破旧不堪的百孔之衣，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当时的地方政府人才匮乏，像葛召棠这样具有完整高等教育学历的人很稀少。葛召棠很快便进入皖南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任职，不久又被调任为皖南科学馆馆员。1953年4月，葛召棠参与安徽省博物馆筹建工作。次年5月，他主动报名参加省博物馆历史文物调查组，赶赴皖南开展文物调研征集活动。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繁昌窑遗址——中国五代至北宋时期专烧青白瓷的龙骨古窑，即葛召棠在皖南调查期间，经现场勘查与试掘发现的。葛召棠怀以极大的工作热情，积极投身于国家的文化建设事业，繁昌柯家冲、骆冲面积达百万平方米的中心窑区旧址，峨山头下、峨溪河岸的每一处沟崂都留有他的足迹，将他称之为发现、挖掘、研究繁昌窑遗址第一人，一点也不为过。大量精美的出土瓷器，证明繁昌窑早就掌握“二元配方”制瓷技术，为中国制瓷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令人惋惜的是葛召棠在53岁那年就因故病殁，家乡后人们没有忘记他，在与古窑址近在咫尺的一处幽林修竹中，专为他竖立了一座衣冠冢以作纪念。

　　远在家乡的80岁大哥告诉我，电影《南京照相馆》在小城上映后，繁昌许多家庭老老小小都去看。虽知电影是艺术的再创作，但由于还原的历史太逼真了，总认为电影里的那个审判执行官就是当年的葛召棠。故乡的小城离南京并不远，以现在的路况，车行不到一小时就可抵达中华门。家乡人对南京遭受血腥屠城的伤痛记忆一直存留心中。自幼我就听老人们多次提及，1938年一二月间，大批衣衫褴褛的军人和逃难民众如潮水般漫过小城，他们从马鞍山当涂及广德、宁国等多个方向涌来，再一路往青阳朝皖西南方向撤退。那是个特别寒冷而又多雪的冬天，官兵们携带的炒米和食盐都吃没了，很多男子携妻挈子沿途乞讨。有善心的地方乡绅在峨溪南门桥支起赈粥锅，把家中余粮吃得见底也在所不惜。

　　在我动笔写这篇文章时，家乡一位做了半辈子地方文史研究的老友与我通电话，不无感慨地说道：今年这个溽热的夏天，前往芜湖繁昌博物馆和古窑遗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人流反而比过往更稠了，而且走进博物馆的很多都是年轻人。现在全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参观者大都为有文化的群体。他们对历史是能读懂的，所展示的每一件实物，哪怕是一块残片，都能领会背后咀嚼不尽的故事。听完好友陈叙，我一晚上同样思绪难平，无法安定下来——所有那些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民族而默默付出过奉献过的先辈们，我们都应心存敬畏，永远记住他们。

严啸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