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泓石

　　朋友在圈里贴了张图——江南水乡雨。空空的画面里，一个人也没有；高高低低的青瓦屋檐，断线珍珠般坠落了串串雨水。图下是这几句儿歌：落雨了，当烊了，小八拉子开会了……

　　屋檐下的雨，屋檐下的童声，顿时唤起一串童年的回忆，雨水一样砸在心上，然后碎了，溅落一地。如逝去的童年，再难找回。

　　这该是首地道的上海童谣了。从小长在弄堂里的朋友，现在稍微有点岁数的，应该都极其熟悉这几句话的。我唱这童谣的时候，是在师大287号的日子。

　　287号是师大一村深处几排矮平房中的一间，屋檐很低，大人伸手就能摸得到。师大一村肯定是新中国成立后建造的，在80年代初那种延续至今的6层火柴盒兵营公寓出现前，主体还都是一排排的瓦房。这片至今依然闻名上海的村落，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沉淀出江南水乡老屋那种自然的参差高低，但却继承了水乡建筑大斜顶低檐的建筑风格。屋檐远远挑出弄堂，梅雨的季节，行人如果忘记了带上把油布伞，可以侧了身子在屋檐下躲雨或者慢慢往家走。尽管这屋檐的功能比不上广州的骑楼能让行人完全躲开风雨的暴虐，但多少可以让人避免落汤鸡的狼狈。

　　那个年代的童年，是没有太多五光十色的娱乐的。除去几部看烂的电影外，剩下的娱乐几乎都是在大自然的赐予里取得的。下雨，自然是最让孩子们开心的时候。大声嚷嚷着这首童谣，光了脚丫在弄堂里跑来跑去，吧唧吧唧地把水溅得到处都是。大人们在门里窗内，也在大声嚷嚷着——父母担心孩子着凉，邻居抱怨孩子太吵还把脏水溅到门窗上……

　　师大在苏州河边，船民、老师、工匠家的孩子们都在一起上学，每人带来自己的方言。于是东北话、广东话、上海话、苏北话……在小小的课堂里有机地融合成了一个崭新的“师大一村话”。当然，现在去师大一村，已经听不到那种奇怪的发音了。

　　但文章开头提到的儿歌，我还记得用“师大一村话”唱出来的样子：第一句的“落雨了”，成了普通话的“下雨了”；第二句照搬上海话发音“当烊了”；最后一句“小八拉子开会了”却糅进了船民的苏北口音，成了“小波罗头子开会了”……

　　大人们自然是不会有失身份地冲到雨里和孩子们理论的。于是唱着童谣的孩子尽可以肆无忌惮地捣乱。我那时最爱玩的，是用小手捧来泥土建成一道泥坝，把下水沟堵上，看雨水在坝后一点点涨起来，然后形成一个小小的瀑布。水流会松动泥坝，于是又得光脚在雨水中的石板路上吧唧吧唧地跑去捧来更多的土抢险。

　　泥坝最后一定是输给雨水的，哗啦一下冲垮了，冲进下水道。然后往往就是把下水道堵了，水漫得到处都是。于是只好撅了屁股蹲在雨水里，用细细的小胳膊使劲伸进下水道去掏，等鼻子快凑到臭水面的时候，阴沟通了，水打了旋而呼啸直下。这时候，也差不多是该甩了两只小脏手回家的时候了。爸爸妈妈都下乡去了，只有姥姥在。姥姥从来都是护着我的，绝不会说我，只急忙地找干衣服给我换上，或许还有碗加了糖的热姜汤。

　　最近一次从上海离开时，儿时的邻居哥哥建平来送我。建平是“阿三爸爸”的大儿子，我们两家该有半个世纪的交情了，这友谊从父辈们开始延续到现在。记得我俩初次相逢的时候，父母们都还三十岁不到。而现在，“阿三爸爸”已经在几年前去世了，建平哥哥也快五十了，长得和记忆里的“阿三爸爸”一模一样。

　　那天，我们两个开了车在师大校园里转了半天，找孩子时候的痕迹。师大的文史楼依然在那里。三十年前，那个顶楼是锁上的，但我们会从边角爬上楼顶。四楼在那时孩子的眼里是绝对的高楼了，可以放眼看到很远的地方。

　　我们在师大门口的小店里吃早饭，素鸡和白斩鸡加白粥。聊聊我们的童年，父母们的中年和老年，以及我们的孩子们的童年……然后我们开车去机场，一路继续聊着聊着，然后就发现我们走到了乡间的小路，肯定赶不上我的航班了。

　　乡间的路，和我们的童年记忆居然有几分相似。

　　打电话把机票换到了后天，回到师大，再次坐在“阿三爸爸”在二十多年前打的那张沙发上。深夜聊罢，我走出师大的门口，在校门边的小店里烫了半斤黄酒，暖暖地喝。

　　童年早已过去，美好只存在记忆中。只会在偶然见到的某个物件或者一句儿歌中，由记忆深处浮出。次日，我没有和往日一样去找在上海的朋友们吃喝玩乐，而是把自己关在父母的老屋里，想再体会一下昨天。可到了入夜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失败了。没有了亲人的家，只是一处冰冷的房间。天亮，我拨通了航空公司的电话，一刻也不想多停，赶上了最早一班离开的飞机。

　　新机场在浦东，曾经只有一个浦东公园的地方。现在汽车驶过巍峨的卢浦大桥后还开了40分钟才到机场。

　　起飞，立刻看到的就是东海。机翼下是点点的船影。上海的早晨，雾气蒙蒙。陆地渐渐在朦胧中消失。关灯，闭目。

　　然后我又见到了江南水乡的照片，那高低参差的屋檐，那屋檐下串串而下的水珠……我又听见了童年的歌声：

　　下雨了

　　当烊了

　　小波罗头子开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