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义

　　在古代，学生若能被称作某位名师的“入室弟子”或“得意门生”，已是极大的幸运。若有幸获称“高足”，更是无上荣光。弟子、门生、高足都指代学生，但细究起来，含义却不相同。

　　据《后汉书·马融传》记载，东汉大儒马融在扶风讲学授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学生数量远比如今的班级要多。如此多的学生，自然无法同时听课，于是他“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坐在设有绛帐的高堂上讲学，身旁还有女子乐团演奏，这般浪漫雅致的氛围，让后世常用“绛帐”指代讲学之地。

　　不过，这高雅神圣的讲学之地，并非上千名学生都能进入，只有出类拔萃者才有资格亲耳聆听马融授课。这些能进入讲堂、直接受教的学生，被称为“弟子”，也叫“入室弟子”。

　　《论语》中有“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的记载，这是孔子对学生子路的评价，意思是子路求学确有收获，却尚未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这也是“登堂入室”一词的由来。而据《后汉书·郑玄传》记载，在马融门下能“升堂进者”仅五十余人，即便像郑玄这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高材生，在师门学习三年，竟都没能见过马融一面，更别提直接听他讲课了。

　　既然无法面见老师，那些不能“登堂入室”的学生，就只能通过“入室弟子”转授，这种授课模式被称为“转相传授”，通过“转相传授”接受知识的学生，便是“门生”。

　　据《称谓录》记载，“门生”一词直到汉宣帝时期才正式出现，东汉时被大量使用。《后汉书·袁绍传》中有“门生故吏遍天下”，《后汉书·袁逵传》也提到“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这些记载都印证了“弟子”与“门生”存在明确区别。晋代的杨轲养徒数百，且“虽授业门徒，非入室弟子，莫得亲言”。

　　而在汉宣帝之前，并无“门生”一词，当时人们用“门人”称呼学生，这一用法在春秋战国时期尤为常见。《论语》一书中，“门人”共出现过八次，如《论语·述而》中的“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还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里的“受业子思之门人”等。彼时的“门人”，既包括直接受教于老师的人，也涵盖通过“转相传授”学习的人，尚未有“门生”与“弟子”的区分。

　　到了唐宋时期，“门生”的含义有了延伸：考生考中进士后，会称主考官为老师，自称为“门生”。明代时，考中举人或进士的人，要拜本科主考官为“座主”，座主也会称这些人为“门生”。

　　此外，人们也会用“高足”指代优秀的学生。“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这里的“高足”，指的是古代的良马、骏马。在古代，人们依据马的身高判断其优劣，《周礼》中就有记载：“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马。”我们常说的“龙马精神”里的“龙马”，便是指像龙一样的骏马，正所谓“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因此，古人用“高足”“中足”“低足”评判马的好坏，“高足”代表最好的马。如此一来，用“高足”称呼优秀学生，就不难理解了。

　　宋代时，高俅与高丽人踢球，在大宋球队落后的情况下，他一人踢进三球，帮助球队转败为胜，宋徽宗欣喜之下，称高俅为自己的“高足”。不过，宋徽宗并非首个用“高足”称呼的人，早在魏晋时期的《世说新语》中，就已有用“高足”指代优秀弟子的例子。

　　《世说新语·规箴》中有“高足之徒，皆肃然增敬”，《世说新语·文学》也提到“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唐朝张彦远的《法书要录》中“高阳许静民，镇军参军，善隶草，羲之高足”等记载，也延续了这一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