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军

　　尽管，现代艺术在中国已经历了百年的历史，当代艺术也走过了近三十年的历程，但“看不懂”现当代艺术，眼下在观众中还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人们甚至把那些让人看不懂乃至一头雾水的艺术作品一律统称为“抽象”，以此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困惑、不解和抗拒。

　　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常常听到一些亲历者的诉说，称某件艺术作品如何深刻地打动他，震撼他，让他们久久难以忘怀。有的甚至说艺术将他们从深渊中拉出，给予了他们强大的精神慰藉和治愈的力量。

　　是什么造成了这截然不同的两种感受？

　　为什么我们会“看不懂”？

　　现代艺术出现以前，西方艺术的主要目标是“再现”和“美化”现实，画家们绞尽脑汁就是要画得像、画得美、画得有故事性。虽然，中国传统绘画有别于西方古典写实艺术那样追求“画得像”，而是追求“似与不似之间”，讲究“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综合叙事，但画中也都有具体的形象。并且，无论中外，都有一套相对稳定的评价标准。换句话说，什么是好艺术，大家是有基本共识的。在这样的认知框架下，“看懂”意味着能够识别主题、赞叹技巧和理解故事的道德或历史寓意。

　　19世纪后期出现的现代艺术，其核心诉求是“为艺术而艺术”，追求艺术自身的形式创新。其目标是打破古典艺术的写实传统，探索色彩、线条、形式等艺术本身的语言。而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当代艺术，它的核心诉求变成“为观念而艺术”，艺术不再局限于审美，而是成为一种表达观点、批判社会、介入现实的媒介。对于许多当代艺术家而言，想法比最终的作品更重要，作品只是某个想法的载体或证据。

　　传统艺术“看得懂”的关键，在于它根植于一个连续、稳定、共享的文化语境中。它像一门传承有序的语言，有共通的词汇（符号）、语法（技法）和修辞（意境）。而现当代艺术的“游戏规则”彻底改变了，它们更像艺术家发明的个人方言，甚至是要打破原有语言规则的实验。而人类的大脑有一种认知习惯，就是天生喜欢识别模式和理解叙事。当面对看似“随意”的色彩、线条或形状时，如果没有明显的可识别对象或故事，人们就容易产生困惑和挫败感。因此，观众如果要欣赏它，就需要更多地学习艺术史脉络，了解艺术家的个人词典，并接受“没有唯一答案”的开放心态。

　　打开现当代艺术的钥匙

　　实际上，传统艺术与现当代艺术之间并无高下之分，只是游戏规则不同。只有理解了规则，才能找到“看懂”的钥匙。

　　第一把钥匙：语境是解锁现当代艺术首要的“文化密码”。

　　现当代艺术家的共性之一，就是他们往往会创造一套极其个人化的符号，如果不了解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和艺术家的个人经历就很难破译。比如杰克逊·波洛克的“滴画”，看似杂乱无章，非常随性。但如果你知道这出现在二战后，人们内心充满焦虑，艺术家试图用这种狂野、直接的方式摆脱传统束缚、表达潜意识的能量，你就能感受到画布上的激情与挣扎。再比如布鲁斯·瑙曼的霓虹灯标语《真正的艺术家通过揭示神秘真理来帮助世界》，如果不知道当时艺术界关于“艺术家角色”的辩论，它看起来就是一句普通的、甚至有点滑稽的口号。但了解了当时的语境，你就知道它是对艺术家身份既自嘲又严肃的探究。

　　第二把钥匙：观念大于美感。

　　对于许多当代艺术而言，想法比技法更重要，观念大于美感。艺术的核心可能是提出一个观点、一个问题或一个概念，而非提供审美愉悦，欣赏这类艺术常常需要观众的智力参与。比如，杜尚那件著名的《泉》。它的价值不在于美观或工艺，而在于通过它提出的一个石破天惊的问题：“如果艺术可以是非手工的、现成的物品，那么艺术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是物品本身，还是艺术家赋予它的观念和选择？”再比如，达明·赫斯特的《生者对死者无动于衷》。它不是在展示一条鲨鱼，而是在问：“恐惧是什么？生命和死亡的边界在哪里？商业如何操纵我们的情感？”当观众面对这些作品，发出“看不懂”的抱怨之时，其实是因为你期待艺术给你一个答案，而艺术家只给了你一个问号。

　　今天，不少当代艺术常常挑战既有的政治、社会、文化规则，这种“冒犯性”和“反思性”是当代艺术的特征之一，但它的确会让不少习惯于“和谐之美”的观众感到不适。另外，当代艺术还会主动挑战传统“美”的定义。它认为“美”可能是肤浅的、麻痹性的。为了更深刻地触动观众，它宁愿使用震惊、不适、丑陋或枯燥作为策略。如果你认为“看不懂”，或许是因为你还在用“美不美”的旧尺子，在丈量一把不想被丈量的新椅子。

　　第三把钥匙：材料与媒介成为观念表达的重要工具。

　　很多当代艺术故意摒弃传统技艺，使用现成品，或者一些非常规性的材料与媒介，在这样的情境中，观众熟悉的“技艺美”评判标准失效了。比如蔡国强经常使用火药创作爆破画。在他的创作中，火药不仅是一种材料，更是一种承载了中国古代发明、节日庆典、乃至战争与毁灭的文化符号。而他的创作过程——爆破，本身就是一种转瞬即逝的表演。不难发现，在当代艺术创作中，艺术家选择的材料，常常与他想要表达的观念和传播的信息有着非常内在深切的关联。比如安塞姆·基弗喜欢用铅、稻草、灰烬等沉重类材料创作巨幅画作。这些材料，与他本人的人生经历与生命体验有关，本身就带有废墟感、历史感和哲思性。

　　第四把钥匙：放弃“看懂”的执念，转向“感受”与“体验”。

　　人类有很多体验是语言无法精确描述的：比如极致的悲伤、狂喜、对神秘的感知、对永恒的惊鸿一瞥。艺术（尤其是抽象艺术、表现主义艺术）正是处理这些“不可言说”之物的工具。它绕过我们理性的头脑，直接与我们的灵魂对话。你“看不懂”，是因为它本来就不是用来“读”的文本，而是用来“体验”的通道。它为你打开一扇窗，让你瞥见语言之外的、更浩瀚的存在维度，这种体验本身就能带来超越性的慰藉。

　　与此同时，当代艺术强调“作者已死”，这个革命性观点就是鼓励观众抛弃对创作者意图的过度依赖，而是基于自身经验进行多重解读。然而，这种解读的开放性，可能会让习惯寻找“正确答案”的观众感到迷茫。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放下“必须看懂”的执念，允许自己只是去感受，去体验，或许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困惑和苦恼。很多时候，艺术并不总是需要被“理解”，你只需要去“感受”就行。比如，当我们站在詹姆斯·特瑞尔的光影装置中，其实不需要知道任何理论。我们只需要沉浸其中，感受光线对空间的重塑，体验那份宁静、恍惚或震撼，享受我们身体的正常反应。

　　艺术治愈是个伪命题吗？

　　“看不懂”的艺术，又为何具有治愈的功能？因为艺术的治愈，恰恰不依赖于理性的“懂”，而是通过其他更原始、更直接的通道来实现的。艺术的第一个层面是理性认知，就是“看懂”，但更深层的往往是感性体验。

　　比如，你不需要看懂蒙克的《呐喊》中扭曲的人是谁，他为什么呐喊，但你能直接感受到画中喷涌而出的焦虑、恐惧和孤立无援，这种情感的冲击是直接的。对于一个正处于同样情绪中的人，看到自己的内心世界被外部化、被具象化，这种“被理解”的感觉就是救赎的开始。再比如，你站在罗斯科的巨大画作前，也许看不懂它“想表达什么”，但那些朦胧、模糊的边缘，深邃、震颤的颜色弥漫在你的身边，让你的眼神无法聚焦，并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能量场，将你包裹。你可能感到宁静、肃穆、甚至一种莫名的悲伤或喜悦。这种纯粹的、超越语言的神圣体验，可以让人暂时从现实的纷扰中抽离，进入一个冥想式的空间，从而达到多层次的情感与精神转化，这就是一种治愈的力量。

　　马克斯·韦伯曾认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持续的“理性化”过程。科学和工具的理性占据了主导地位，它解释一切，将世界从迷信、神秘和魔幻中解放出来。这种“理性化”和“祛魅化”的后果导致意义的丧失。过去，宗教为生命提供了终极意义和目的。现在，科学可以解释“如何”，却无法回答“为什么”。我们为什么活着？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现代人面临着意义的真空和精神的困境。

　　在此情境下，艺术首先帮助创作者实现治愈。艺术创作常常成为艺术家处理个人创伤、内心冲突和存在困境的一种方法与途径，他们通过将不可言说的体验转化为有形作品，赋予痛苦以形式，将苦难升华。比如弗朗西斯·培根通过扭曲的人物画处理自己的孤独与创伤，将个人痛苦转化为普遍性表达。其次，艺术也为观看者提供治愈。每每我们面对反映自身处境的艺术作品时，会不自觉地会产生深刻的共鸣与认同。意识到自己的痛苦并非孤例，产生“原来不止我这样”的慰藉，帮助我们以不同方式看待自己的处境，同时释放压抑的情感。正是从这个意义来说，艺术的治愈具有对抗工具理性与异化的超越性，是对人类精神困境的一种释放。

　　今天，当我们进入美术馆，就暂时搁置了科学真伪、道德善恶、实用与否的判断，艺术将我们从日常生活的例行公事中解放出来，让我们可以从无休止的价值冲突和选择压力中抽身出来。当然，艺术的治愈可能是暂时的，它并不能改变世界的理性化进程，它只是为个体灵魂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喘息之所和解放的窗口，并为人们在技术宰制与存在虚无中，重新找回人性应有的深度与尊严。这或许正是艺术在现代社会中最深刻、最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

　　（作者为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