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家鸿

　　访谈录，是人与人精神交流的直接形式。访谈的有始有终、访谈的可持续推进，源于或多或少的共鸣。不求全然一致，更不能故意唱反调。由众人提问、陈子善作答的访谈录《文学现场的真实与想象》，正是同理心与共情力的载体。

　　初品此书，涌上心头的第一个词，竟是琐碎。受访者陈子善是琐碎的主体。但在我看来，琐碎这个词并无贬低作者之意，恰恰相反，它有其特殊的风格和价值。试问：若不琐碎，文学现场的创设从何而来？现场之真实，凭依于何物？陈子善是如何从事文学研究的？他如何找到新的兴奋点与起点？他怎样找到那么多珍贵史料？他如何看待因各种原因被湮没于历史的文化人与学者？

　　在这本书中，琐碎的内容既指向文学的真实，同样指向访谈这一交流方式的真实。访谈是人与人交流的现场，一个提问，一个回答，语气、语速、表情、提问或回答的长与短，都关系着对方的回答。琐碎带来真实，真实源于琐碎。这与陈子善注重史料的学术研究是一样的。

　　对他来讲，最重要的转折点莫过于1976年参加1981版《鲁迅全集》注释工作。“因为我参加注释的部分是鲁迅1934年到1936年写给朋友、学生的书信，这些书信往往是很具体的，涉及具体的一件事情、具体的一本书、具体的一句话，那么按照注释的要求我们都要注明出处，注明来历，比如鲁迅为什么会在信当中发这段议论，都要查清楚，所以逼得我不得不去做这样比较仔细的查找的工作。”可以想见，在与学生、朋友的书信往返中，鲁迅必然提及诸多文学外的生活中的琐事。锱铢必较的态度对史料的真假、有无而言，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

　　在这本书中，文学现场不止于一处。因为陈子善的深入研究，所以有现代文学发生的第一现场；因为有陈子善一生不断的书缘，所以有他热爱阅读文学作品与深入研究现代文学的第二现场；因为有陈子善接受不同提问者的采访，表达关于文学与诸多现代作家的观点，所以有第三现场。

　　首先，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诸多事件发生的现场。直至1934年5月黎烈文离开《申报》为止，鲁迅在该报副刊《自由谈》发表杂文超过100篇，这与郁达夫居中介绍有关。郁达夫与鲁迅交情匪浅，黎烈文又很尊重鲁迅，故而鲁迅答应得爽快，写得也很投入。如此，才有现代文学史上诸多杂文佳作。

　　其次，它是身为学者的陈子善寻找、梳理、考证、品鉴、总结史料的现场，往往是他一人独处。中华书局迁往北京之后，有报刊杂志留下交给《辞海》编辑部。为进入资料室查询，他费了些心思才得以实现。“于是，我就在里面爬上爬下查阅旧报刊，浑身上下弄得都是灰，但心里是高兴的。那段日子里，每翻开一份报纸，在副刊上看到一篇我不知道的或者此前没有文献研究记载的我所关心的作家的作品，那种喜悦至今都难以忘记。”那是学术研究的起点，虽然苦累，却甘之如饴。后来，乃至后来的后来，这样的情景是陈子善的家常便饭。有段时间，陈子善经常到柯灵家中请教。下午三四点钟去，五六点钟离开。谈论一两个小时，主要是为人客气的柯灵讲，讲创作历程文坛往事，陈子善听，听得很用心。从夫子游，是极好的学习机会，可遇不可求。

　　第三，是陈子善与沈嘉禄、陈佳勇、王贺、张德强等人交流中国现代文学的访谈现场。诚如李浴洋在《总序》中所说：“道理的阐发、观点的碰撞，为的是达成更为全面与有效的认识；思想的对话、灵魂的共振，为的是形成更具洞见与理性的价值。人与人的精神交流可以不必剑走偏锋，但要有共同的底线，也可以鲜明秉持自家立场，只是不宜丧失同理心与共情力。”把提问者与受访者定位为文学的知音，是不会错的。否则，何来提问的动机？哪来回答的意愿？

　　从第一到第二直至第三文学现场的更新换代，是可贵且美好的传承。对陈子善来讲，是贯穿他阅读史与成长史的重要线索。为何陈子善会退而不休？因为热爱或痴迷不随退休而终止，其长度甚至可以说大体与生命等同。《文学现场的真实与想象》的访谈完成于不同时间，谈的是彼此有关联又有所侧重的话题。由今视昔，可看出一位学者行走与成长的轨迹。故而，这本书也可以说是一本特别的回忆录、成长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