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开喆

　　隔壁村的摄影师李双福给我留下了一张工作第一年上课的照片，每当对着照片就会想起那段艰难甜蜜的日子。那是一段被岁月尘封却又在记忆中熠熠生辉的时光。大山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静静矗立在这片土地上，见证着一代又一代孩子的成长与离去。

　　1994年2月底，我刚到了酒房乡小寨小学的第二天，村上通知我有人给我打电话，在那个只有手摇电话通到村上的年代，接电话是一个外乡人心中无比快乐的事情。在山坡上拐了三个弯向下，我跑到了村公所。电话那头是和我同吃一条河里的水的老乡，他说初小有两名民办教师要到县城进修，乡教办研究决定借调我到油寨小学担任二年级班主任并兼任所有课程。当时我脑袋嗡的一声响，怎么去单小了。服从教办的安排，3月1日我约了原先所带六年级的两个学生带上我的行李翻过了三山四洼，一同来到了那所坐落在大山深处、只办到四年级的小学，又下坡到了租房住的德满叔家。

　　村小的教导副主任、也是单小的负责人朝云早早就在天井中间迎接我了。朝云是和我一样从同一所师范学校才毕业一个学期的新老师，他近一米八的身高，乌黑的头发，下巴有一颗黄豆大小的痣。他告诉我，我和他在木楼住同一格房（注：格是量词，相当于间。一间房两间房，当地方言叫一格房两格房），学校条件十分艰苦，没有教职工宿舍，我们只能在学校附近的老乡家租房。那是一间简陋的土坯房，墙面剥落，屋顶还时不时会漏雨。屋内摆着两张破旧的木板床，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这便是我们在这个陌生地方的全部家当。

　　学校上学期新盖的木架房正在建设，我们的厨房在学校旁边的小瓦房里，二年级教师在学校上坡处的小碓房里上课。一个星期后二人迎来了新同事李老师，他是从二十多公里外骑着自行车带着行李来的。李老师三十多岁，白净的面庞上有一双灵动的眼睛，个子和我差不多，比较会说话。朝云带四年级，李老师接了三年级，他俩的教室在不同的人家，李老师住在了木楼我们的隔壁。

　　于是，我们开始了三点一线的生活——

　　清晨，山顶上的第一缕阳光还未完全穿透薄雾，我们便早早起床。简单洗漱后，就开始准备当天的课程。没有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备课只能依靠几本泛黄的教参和我们自己的智慧。没有电，我们只能在昏暗的马灯灯光下，认真地书写着教案，精心设计每一个教学环节，只为了能给孩子们带来一堂堂生动有趣的课。

　　上课时间到了，一截挂在新教学楼楼梯口废弃铁犁头制成的“铃铛”，被我用力敲响，声音清脆而悠长，回荡在整个山间。孩子们从四面八方跑来，小小的身影充满了活力。我走向教室，开始了一天的教学。我教的是二年级，由于没有一年级，家长们也想孩子早早读书认字，于是好几个没有读过一年级的孩子也坐进了我的教室里。狭小低矮四处漏风的碓房显得拥挤不堪，好几个孩子都是三个人坐一张桌子，桌凳高低不一，有的甚至缺了腿，用砖头勉强垫着。风大的时候，碓房外的灰尘会布满整个教室，但孩子们的眼神中，却闪烁着对知识的渴望，这让我充满了动力。

　　语文课上，我带领孩子们朗读课文，那朗朗的读书声仿佛是山间最动听的乐章。遇到生字词，我就在黑板上一笔一画地书写，孩子们则跟着我认真地临摹。数学课，没有教具，我用粉笔在黑板上板书，给孩子们讲解简单的加减法。课间休息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光，他们在尘土飞扬的新教学楼前的操场上追逐嬉戏，跳绳、踢毽子，笑声回荡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有时他们会围在小沟边的核桃树下听我讲故事，讲山外边的世界，中午放学，孩子们都回家吃饭了。

　　我们一起来到厨房生火挑水淘米做饭，我们也会趁着这短暂的时间，一起交流教学心得，分享彼此的快乐与烦恼。

　　回到住处小憩一会就又各自到自己的教室。开始教学、批改作业、辅导学生，时间在忙碌中悄然流逝。下午的课程结束后，我们会组织孩子们进行课外活动。有时是一场小小的运动会，让孩子们在奔跑中释放活力；有时是绘画比赛，让他们用简单的彩笔描绘出心中的美好世界。

　　夜幕降临，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那间小屋。点上马灯，开始准备第二天的课程，昏暗的灯光下，我们的身影被拉得很长很长。有时也会在德满叔家的厨房里唠嗑，有时会在他家吃饭。虽然条件艰苦，但我们从未抱怨过，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付出，可能会改变这些孩子的命运。

　　在这所小小的学校里，我们不仅是老师，更是孩子们的朋友和家人。我们关心他们的学习，也关心他们的生活。有的孩子家里穷，买不起文具，我们就自掏腰包；有的孩子生病了，我们会带他们去寨子里的赤脚医生那里看病；有的孩子因为家庭原因产生了心理问题，我们会耐心地开导他们。

　　那段日子里，我们和孩子们一起成长，一起进步。我们见证了他们从懵懂无知到逐渐懂事，从害怕学习到热爱知识。而他们也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有责任感。

　　如今，许多年过去了，物是人非，那所小学被撤并了，房子也被改成了烤炉群，那些孩子们也已长大成人，走向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那段马灯映射出来的微光，却永远留在了我们的心中，照亮我们人生中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