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 建

　　开栏的话：古人为求学，常背沉甸甸的书箱，步行千里寻访名师，正所谓负笈千里。其求学初心和对知识的渴望，与今天奔赴海外求学的学子，可谓一以贯之。本版今起开设“远航的书架”栏目，为各位学子荐书引读。愿学子在课业之余，展卷阅读，求学生活多添一捧书香，多增一份思趣。

　　“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最多人使用的文字，是汉字！在最广大地域使用的文字，是汉字！被使用时间最长久的文字，是汉字！表现最多种语言的文字，是汉字！蕴藏书籍最丰富的文字，也是汉字！”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平冈武夫40多年前如此热情洋溢地表述，是因为《书于竹帛》的日文版出版了。

　　这本正文只有164页的小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的主要内容看似简单：弄明白了汉字究竟写在哪里，以何物来写，如何去写。但就跟书法中笔画越少越难写的道理一样，这个简单的问题其实很不简单。

　　书写的载体有甲骨、铜器、碑石、木牍、竹简、缣帛、纸；用具有刀、蓖、木笔、毛笔；书体有篆、籀、隶、楷。载体、用具、书体相互关联，彼此牵制，其中的细节问题纷繁复杂，形同乱麻。谁先谁后？如何替代？怎么演变？粗看没啥问题，细察全是疑问。

　　还好，学者钱存训弄明白了。论述过程，这里不表，单说说他在《书于竹帛》中提出的三大创见。

　　第一，已知甲骨文单字超5000个，其中只有1500多字可解。有人认为，就凭这么有限的字汇，商代人不可能写出长篇作品。钱存训否定了这种说法。因为甲骨文的字汇并不少于周代金文和长篇作品中所包含的字汇，而金文使用的时间却比甲骨文长3倍。另外，甲骨文是占卜文字，是一种特殊性质的记录，仅适用于某些特殊场合。换言之，商人也一定写过较现存甲骨文字为长的作品。这一论点的重要性在于，可以证明《尚书》中的一些“商书”和《诗经》中的“商颂”等文献，可能确实出自商代。

　　第二，中国文字的传统顺序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为什么？钱存训推测，应和汉字构造、书写材料、应用工具以及生理和心理等因素有关。

　　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如人体、动物、器皿，大多纵向直立而非横卧；毛笔书写的笔顺，大多是从上到下；竹木材料的纹理以及狭窄的简策，只能容单行书写等，都是促成这种书写顺序的主因。至于从右向左写，大概是因为用左手执简、右手书写的习惯，便于将写好的简策顺序置于右侧，由远而近。顺便一提，电视剧《大秦帝国》对此细节有过展现。

　　第三，关于纸。即便没有看过《史记》的朋友可能也知道韩信与漂母的故事。根据钱存训的考证，我们可以推测：漂母的工作与纸的出现关系密切。

　　《史记·淮阴侯列传》：“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史记集解》引韦昭曰：“以水击絮为漂，故曰漂母。”

　　漂母以水击絮在做什么呢？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说文解字》：“絮，敝绵也。”而许慎解释“纸”为“絮一苫也。”东汉刘熙《释名》：“絮，胥也，胥久故解落也。”明方以智《通雅》引《急救篇》注曰：“渍茧擘之精者曰绵，粗者曰絮。今则谓新者为绵，粗者为絮。”

　　漂絮，就是人们利用不适于抽丝织造的次等茧来做丝绵时，先将次茧用水煮过，再把煮过的次茧铺在篾席上浸到河水里去，用棍子打烂而制成丝绵。从事这项手工劳作的妇女，就是“漂母”。漂絮还有一种情况，先秦时期丝制品价格贵，一般老百姓穿不起，那时还没有棉花，平民百姓能穿的，只是麻制品。在做麻制衣服前，人们将麻的皮剥下来，在水中漂洗捣打，制成适合于织造的麻纱。所以，漂母是在从事制衣的一道工序。而纸，很可能是在漂絮的基础上发明的。

　　能有此卓见，得益于钱存训留学多年求学的刻苦。而《书于竹帛》这部书能问世，也经过了一番波折。

　　1957年，钱存训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铭文的起源和发展》，获得图书馆学院院长的推荐交付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但当时的美国，中国学研究还是冷门。对这一部主题偏僻的著作，出版社不愿接受。后来，钱存训把内容加以修订，改名为《书于竹帛：中国古代书籍和铭文的起源》，加上学院补助印刷费，出版社才接受。

　　没想到，该书出版后受到国际学术界的一致好评。西方汉学家认为这是对中国文化史、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研究的一部入门专著。许多大学将其列为指定参考书，3个月内第一版就售罄，接连两次续印，并有中文、日文、韩文等多种译本先后在香港、东京、北京、台北及上海增订出版。

　　后来，英国汉学家李约瑟邀请钱存训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写作《纸和印刷》分册，成为唯一由个人具名、华人撰写的分册。英国《泰晤士报》当时评价说：“钱氏将这一专题的资料浓缩在一册之中，以西方语言介绍中国文明尚属首次……第一版在发行之前就已预订一空。”其中主要内容，已经包含在《书于竹帛》之中。

　　钱存训评价自己的留学生涯时这么说过：“我在美国的任务是文化交流，对中美双方都有一定的贡献。因此战战兢兢，努力学习，从事预定的工作以及教学、研究和著述，总算未辱使命。”

　　1990年，钱先生八十大寿的时候，同事和门人为他编印了一本《中国图书文史论集》，分别在台湾和北京出版，以作纪念。该书的前言中有这样的评价：“抱简劬书，学究古今之变；怀铅吮墨，文擅中西之长……著书中秘，撰述拟于名山；讲学上庠，桃李遍乎天下。”绝非过誉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