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申

　　每当九月开学季来临，那些曾在学生时代读过的课文总会成为难忘的记忆。其中与北京风物相关的篇章，更是以文字为窗，让古都的历史、文化与情感代代流传。朱自清眼中静谧唯美的荷塘月色、史铁生与地坛的宿命联结、汪曾祺笔下四方四正的胡同文化，这些入选语文课本的名篇，不仅是文学经典，更像是一幅幅生动的北京画卷，承载着特定时代的城市风貌与作者的深切感悟，让读者在诵读与品味间，触摸到北京独特的人文脉搏。

　　礼士胡同

　　闻一多《死水》喻时局

　　被选入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本（第一册）的《死水》，是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闻一多先生的名篇。创作此文时，闻一多留学归国不久，正准备担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

　　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于1918年由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筹建，据史料记载，其最初名称应为“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在美术史研究者眼中，这是国内第一所国立美术学校，它的诞生与蔡元培先生“全民美育”思想密不可分。到1925年闻一多供职于此时，学校更名为 “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简称“北京艺专”。当时学校位于西单北大街路西、郑王府以南的中京畿道胡同西段南侧，“京畿道”的名称，源自明代设立的京畿道御史衙署。作为学校教育教学负责人之一，年轻的闻一多将大量精力投入此处，可这位受“欧风美雨”浸染的才俊，对居住、工作环境有着诸多苦闷——就在“北京艺专”北侧，便是污秽遍布、臭不可闻的“二龙坑”。

　　二龙坑的形成，与旧京水系建设发展息息相关。早在元大都时期，自西山引水入城的金水河，便流淌在城区西南部，经小河漕向东流入太液池。明代时，金水河改称大明壕，清代又称西河沿，是明清两代京城重要的排水、防洪设施。同时，大明壕分出两条弯弯曲曲的河道，自北向南流淌，在如今的官房胡同南口汇合，流向南北新华街，再从右安门接入南护城河。当两条河道靠近昔日刑部大堂与牢房一带时，恰巧流经刑部大牢院墙之外，无形中形成了护院之河。到晚清，因城市管理日渐松弛，河道清淤难以开展，原有河道逐渐变成两个弯曲的水坑，被称作“二龙坑”。臭水坑周遭，行人、车马难以通行，又被叫做“鬼门关”。这般景象在闻一多眼中，令人绝望到窒息，于是他在《死水》中写下：“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死水》创作于1925年4月，当时北京尚处于北洋军阀统治末期。孙中山先生刚在北京离世，多路军阀关系晦暗不明，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就像“二龙坑”的“死水”般，让人憋屈得近乎发疯。闻一多未曾想到，多年后，这片已更名为“二龙路”的区域，发展成北京乃至全国的教育高地。

　　地坛 摄影:高申

　　朱自清《荷塘月色》景致美

　　若说闻一多笔下的北京如“死水”般“吹不起半点漪沦”，朱自清先生笔下的北京则是另一番景致。同为高一语文教材选目的《荷塘月色》，其笔触令人沉醉，即便见不到荷塘，朱自清也会时常念及那里的景色：“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

　　朱自清笔下的荷塘，从荷塘边那条寂寥土道写起：“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随后，他写下路的孤寂，以及自己对这份孤寂的喜爱。笔锋一转，荷塘全貌便呈现在眼前：“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写罢荷塘，便轮到双主题之一的“月色”。在朱自清看来，缺少月色的荷塘绝不完美，于是文中写道：“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这篇作品，是语文老师要求学生在课堂上集体朗读，并大段背诵的。老师常说：“什么是美？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就是美。”把这篇美文读透背熟，考试时的大作文便不愁没词。

　　其实，笔者对《荷塘月色》的体味，更多聚焦于作者的心态。少年得志、才华横溢的朱自清，在创作此文前四年，接连写出长诗《毁灭》与名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创作前两年，26岁的他受聘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开始深耕古典文学研究。创作《荷塘月色》时，朱自清正值学术有成、春风得意之际，所以他的文字不悲不苦，也绝不甜腻，就像头顶的月光，所有情感都自然而然地倾泻而出。

　　史铁生《我与地坛》讲人生

　　语文课本里的北京之美，更多时候是一种寂寥之美，史铁生的名作《我与地坛（节选）》便是如此。因人生跌宕，史铁生对周遭一切都带着宿命感：“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

　　“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这古园仿佛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让我残废了双腿。四百多年里，它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

　　起初学习这篇文章时，笔者曾想与史铁生产生共鸣，可仔细读了几遍才发现，这并不容易。只有经历过诸多人生坎坷，才会被有着同样境遇的人与事打动。

　　“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平方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

　　史铁生写得极为细致，但他笔下的“地坛”不能当作这座庙坛的导游词。地坛只是《我与地坛》的背景，而且是最大的背景，“我”才是故事的核心。史铁生将发生在“地坛”之外的人生故事，在地坛内若隐若现地铺展开来。

　　地坛没有太多烟火气，更像人们穿梭往来的“通道”。“通道”尽头是民众居住的地方，那里有着极具京城特色的胡同市井文化——相关内容同样来自人教版高一课本，即汪曾祺的《胡同文化》。

　　汪曾祺《胡同文化》烟火浓

　　汪曾祺的这篇文章，是国内高中生了解北京文化的一把钥匙。开篇他便写道：“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

　　接着，文章介绍了胡同名称的由来、取名方式、数量及重要性等。随后谈到胡同文化对北京城与北京市民的意义：“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

　　文章高潮部分，汪曾祺结合自身感受，深入分析胡同文化的优劣：“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这种心态又与四合院设计特点紧密相关：“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而这样的设计，恰好契合北京人的处事方式，汪曾祺写道：“北京人爱瞧热闹，但是不爱管闲事。他们总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

　　文末，汪曾祺略带伤感地写道：“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柱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此文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正是老城区大规模改造之时。多年过去，北京不少胡同已然消失，但留存下来的部分，已涅槃重生，与现代化都市完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