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的作品为何至今仍能叩击读者的心灵？当“荒诞”成为时代生活的注脚之一，他的文字似乎越发清晰地映射出现代人的生存境域。

　　著名翻译家余中先从《局外人》和《鼠疫》出发，给出了他的解读——加缪之所以持续引发深刻共鸣，不仅在于他从不回避现实的荒诞，更在于他始终相信：一旦认识到了荒诞，并反抗了，也就把握了人生的价值，能够取得自由并感受到幸福。

　　解放日报记者 肖雅文

　　加缪是个“局外人”

　　读书周刊：您最早接触加缪的作品是在什么时候？

　　余中先（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从1977年考上大学开始，我接触到大量的外国文艺作品。此前，大学里更多介绍的是19世纪以前的文学流派，比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我们更熟悉的也是巴尔扎克、雨果这样的作家。其实，加缪就是在那时被介绍了过来。

　　毫无疑问，加缪是20世纪法语文学中的“大明星”，但他又是大众化的，他的语言非常简单，很多片段小学生也能读懂，比如《局外人》的第一句话：“今天妈妈死了，我不知道，也许是昨天呢。”因此，作为学法语的学生，我也算很早就接触了。

　　读书周刊：当时阅读加缪的心境如何，他的文字给您带来了怎样的体验？

　　余中先：《局外人》说是好读，但是理解起来其实有点困难。尤其是当我们把他的作品跟哲学思潮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对“荒诞”的理解是后来慢慢地阅读加缪的其他作品，包括了解他的生平，了解他创作时的背景之后才开始体会到的。

　　比如，结合加缪写作的背景来看，《局外人》据说是写于1940年5月间，此时正是德国入侵巴黎的前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类的许多行为很难用常识去理解。

　　再结合加缪本人的身世来看，他也可以算一个“局外人”。作为法国人，他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贫民区，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他自己选择了左翼斗争道路，后来又与萨特分道扬镳，因此他写《局外人》好像是当所有人都在整齐划一地做同一个动作时，他选择另外一种表态，选择忠诚于真实的自我，选择一种非主流的行动。

　　后来，我从事文学方面的工作，读到加缪的其他作品，包括戏剧、政论等，开始把他当作一个跟萨特几乎平齐的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笔下的人物，很多都是“存在主义式”的，但我后来又发现加缪并不愿被打上存在主义的标签，因为在面对相似的人类处境时，他与萨特等存在主义者所选择的是很不同的道路，他更倾向于一种基于人类群体的、人道主义的、团结式的反抗。

　　读书周刊：《局外人》和《鼠疫》这两本小说可以看作理解加缪两个不同阶段的切入点？

　　余中先：法国研究加缪的学者一般把加缪的思想归纳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认识到世界荒诞，体现的是人们面对世界的态度，代表作品应该就是《局外人》；第二个阶段是需要做出抉择的时候，人们该如何行动，能否自觉地团结起来，共同面对生存的敌人，选择抵抗的方式，代表作则是《鼠疫》。可以说，从荒诞到反抗也是我自己阅读加缪的过程。

　　读书周刊：您提到“抉择”，面对荒诞的世界，加缪选择的反抗方式是怎样的？

　　余中先：在加缪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很多西西弗式的人物，他们在意识到努力的徒劳却不放弃这种努力的时候，使自己变成了高于惩罚他的神。他们像西西弗一样，用自己的方式认识了自己的命运，并在反抗和斗争中体现了自己的高贵，在没有主人的世界中赢得了人类可达到的唯一的幸福。

　　不过，人生的意义，不仅在于认识荒诞，而且还在于选择反抗的道路。《鼠疫》中的主人公里厄医生就是个例子，加缪通过这个人物一方面承认了人们生存境遇之荒诞，但另一方面也在大声疾呼，在对抗生存之敌时，人们需要团结起来，不要无动于衷，而是要积极行动，自己拯救自己。

　　直截了当地揭示真相

　　读书周刊：荒诞是20世纪西方现代文学的重要主题，与荒诞派作家相比，加缪有什么不同？

　　余中先：荒诞派作家一般使用荒诞的表现形式，像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奈斯库的《犀牛》《椅子》等，都属于用很无理、很抽象的戏剧形式表现世界的荒诞。而加缪和萨特等作家则以写实的手段来体现荒诞。不论是加缪的《局外人》还是萨特的《苍蝇》，故事都建立在现实世界的背景中，用严谨的逻辑理性来表达荒诞性，如此一来，对人类处境的荒诞表达似乎更显深刻。

　　读书周刊：从翻译的视角阅读加缪，您是否捕捉到一些容易被普通读者忽略，却蕴含深意的细节？

　　余中先：两部作品阅读得细了以后会发现很巧妙的地方，譬如这两部作品的第一句话是特别有意思的。

　　《局外人》的第一句话“今天妈妈死了”，语言非常简单。但是小说中有一段主人公收到电报的情节，是主人公母亲所在的养老院通知他母亲去世了。如果让我来译电报的文字应该是：“令堂仙逝，明日葬礼，节哀顺变。”因为发报要考虑怎么省字，而且发电报的是一个机构，这是很明显的“局内人”的语言模式，大家需要非常符合社会对一个“体面人”的要求。于是乎，同“今天妈妈死了，我不知道，也许是昨天呢”这个“局外人”相比，一下子就从细节上抓住了人物的特质。

　　《鼠疫》的第一句话则是：“故事发生在一九四某年”，一九四后面就没了，作者为什么要在一开头就特意模糊掉事件呢？那就是说这事可能发生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并不一定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某个城市，古今中外都有可能，人类的命运是普遍的。

　　读书周刊：在加缪的这两部作品中，还有哪些细节让您印象深刻？

　　余中先：一个场景是鼠疫基本上已经得到控制后，医生跟他的朋友塔鲁拿着通行证到城外海堤边的海里去游泳——“里厄用手抚摸着凹凸不平的岩石，一种奇异的幸福感充满了他的周身”。

　　还有《鼠疫》的最后一段，普天同庆的时候里厄医生已经想到下一次瘟疫还会来，他知道，坏的东西总是这样，包括自然灾害、战争等会一再卷土重来。毕竟，这个世界本身是极不确定的，很多情况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然人最后都会死掉，地球还在继续转动，这是唯一的一种东西。但是人毕竟能意识到我会死掉，我会失败，这就是人伟大的地方，加缪的表达有他的深度，这个深度就是他的思想。

　　读书周刊：在加缪的小说中，除了主人公之外，还有哪些人物比较独特？

　　余中先：《鼠疫》里头有一个小人物叫格朗，小说中反复出现了他花时间修改自己的作品的过程，其中一个句子一共修改了5次，到最后他把形容词都去掉了。格朗写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平实。

　　对照加缪来看，他的写作风格也尽量走向简单，让更多的读者能接受，可能他实际上是想过很多东西的，但是表达的时候删掉了。这似乎不仅是作者对自己文风追求的映射，也可以看作作者试图以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向读者揭示真相。

　　回归到“爱的神话”

　　读书周刊：时至今日，加缪的作品依旧在读者中热度不减。他为什么能持续吸引不同年龄层的读者？

　　余中先：我们知道，存在主义是一种哲学思潮，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简单而言，存在主义探讨了现代人的处境问题，即对人的存在本身所产生的强烈的恐惧感，面对巨大的无序的宇宙，人似乎是被莫名其妙“抛入”的，如此这般，人的存在本身意义何在？

　　现代人的很多生活细节和情绪，如千篇一律的工作生活日常、虚拟社交下的孤独感等，我们都能在加缪的小说中看到不少叙述或细节与之呼应。它们让读者们意识到，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是西西弗，大部分日子都是同样节奏的周而复始，但一旦我们从这种厌倦中“惊醒”，提出“为什么”，那么机械、麻木的生活就可能展现出别样的面目。尽管时间是人类的死敌，它控制着命运的结局，但通向结局的道路属于人类自己，从这个角度看，每个人也可以是实现自己命运的主人。

　　《局外人》的主人公莫尔索有几句口头禅：“我不知道”“反正都一样”，他好像对什么都无所谓，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他使我们想起生活中的一些“怪人”，莫尔索也好，西西弗也好，或许他们的人生在旁人看来是失败的，莫名其妙地犯罪，最后被枪毙，在这种命运下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最后走向死亡，但是不妨碍他在斗争当中享受到了真善美的感觉。当众人疲于奔命、追逐主流价值时，加缪的人物却以“我不知道”“都一样”式的冷淡，保持着一种抵抗的态度。

　　读书周刊：对于如何阅读加缪，您有什么建议？

　　余中先：加缪的作品有各种不同的读法。在法国批评界看来，加缪的著作按其哲学思想的两条道路，可以分为两个系列：荒诞与反抗，并分别对应不同的神话母题。

　　比如“荒诞”思想就是在《西西弗神话》中得到阐述，在小说《局外人》、剧本《卡利古拉》和《误会》中得到进一步发挥的，可概括为“西西弗神话”。

　　而关于“反抗”，则主要体现在小说《鼠疫》、剧本《戒严》和《正义者》，以及论著《反抗者》中，可概括为“普罗米修斯神话”，从逻辑上看，它走过了这样一条认识与行动的轨迹：从生存的荒诞本质到主体意识的觉醒，再到选择人道主义反抗的行动。可以说，如果读通了《局外人》和《鼠疫》，差不多也就把加缪的作品都打通了。

　　另外，除了以上提到的两大神话之外，加缪在去世之前的创作可能还包含了另一大神话母题——“爱的神话”。

　　他未完成的小说稿子有一部叫《第一个人》，写他所认识的亲人，包括他的父亲，但实际上他爸爸在他一岁的时候就去打仗了，他本人没有任何记忆，因此所谓的“第一个人”，其实是以他的老师为代表呈现出来的，是在他人生道路上给他指引的人物。很多人觉得如果有可能的话，加缪会继续写下去，不光是荒诞，不光是反抗，他还看到人们之间的爱、指引，这种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似乎又回归到了文学的经典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