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帆

　　逛书店，是旧文人别样的一种读书方式，也是读书人对占有好书的一种“礼仪”。所谓藏书万卷，尤其是占有稀缺的善本、珍本与孤本书籍，已成为一种精神财富的炫耀。

　　儿时，晴天去夫子庙大成殿门口的小人书摊，雨天去朱雀路边的一家小人书店，花上两分钱，就可以消磨半天饱看小人书了，倘若这种书摊书铺也叫书店的话，那么，我逛书店的癖好，就是从小养成的兴趣。

　　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贡院西街东西两市一带的白下书肆，那旧书店把卸下的门板搭成的书摊沿街排成长阵，买者和不买者，都是站在那里翻书。多数是来蹭读的揩油者，站在那里盯着一本书读，直到看完，方才释手，店家也并不驱赶。我想，这也算是商家聚集人气的策略吧。还有一种读者，却是在迅速扫描摊位上所有的书籍，偶尔拿起一本，翻阅一下版本、目录，便将其搁置一边，尔后有一搭没一搭向店家打听种种书籍的消息，如有，捎带问一句何种版本。此时，店家眼里便放出光来，殷勤有加，搬出椅子看座，端上一杯茶水，这就预示生意的开始，卖者开出高价，买者坐地还价，双方拉锯一番，总会成交几笔生意。店家虽非真正的读书人，却对书籍的行情非常精通，遇到买家急需的书籍，他会让小伙计火速到某地去取，等待之时，便与客人海阔天空，扯起白下书肆的种种闲话来。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给北京出版社编那本民国文人散文《江城子——名人笔下的老南京》（后由南京出版社重新出版修订本《金陵旧颜》）时，才在纪果庵的《白门买书记》里，知晓南京书肆从古代至民国的繁盛，其中有一段描写极为生动有趣：“余最喜听其谈南京书林故事，有开元宫女之思焉。贡院西街在夫子庙，书坊历历，惟问经堂最大，主人扬州陆姓，干练有为，贩书南北，结纳朱门，以乱前萃文书店之伙友，一变而为南京书业之巨擘。其人不计小利，而每于大处落墨，又中西新旧杂蓄，故门市最热闹。余买书甚多，不能详记。”读书人谁不喜欢藏书，但像纪果庵这样能够用重金去购书的，又有几多呢？不过，尽管囊中羞涩，能够过眼浏览一下，也是读书人逛书店过过书瘾的癖好吧，就像女人逛街，看到喜爱的东西，即使不买，也要在手中摩挲一番。

　　可惜儿时懵懂，对书没有辨识能力，更不懂得买旧书的乐趣和意义。我们兄弟把压岁钱和零花钱聚起来，去买连环画，虽是下意识的喜好，却也算是一种收藏吧。我曾经是新街口新华书店的买家，成套地购买小人书，最后竟装满了一纸箱，我家也成了玩伴的阅览室。

　　其实，我在小学三年级时，就开始读小说了，从《高玉宝》开始，随父亲读了许多从大院图书馆里借来的成人书籍，从来就不知道要用钱去购书，那是因为读书可以不花一分钱，何乐而不为。

　　直到1966年时，我才从火中取书中偶得藏书的神秘与快乐。抢书据为己有，看到了那些不能公开看到的书籍，那种阅读禁书的快感，唤起了我对“藏书”（此为双关）的热情。下乡插队前，我们撬开图书馆的窗户，入内窃书——那些没有被焚烧的书籍，封存也是可惜了，不如让我们收藏，带下乡去消遣。这种“窃书”，类似思想“盗火者”的行为，其中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就是那窃得的《牛虻》。那时，觉得做一个文化“流氓”，并不可耻。后来，当我读到鲁迅《孔乙己》中“窃书不能算偷……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时，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安慰，消除了许多罪恶感。

　　在农村，尤其是农闲时节，当我吃完了所有带来的文字时，就觉得有书真好！对搜刮书籍的欲望愈发强烈，以书换书，交换阅读，成为知青乡间阅读公开的秘密。那时我的书籍补给来源主要是靠我婶婶，她是外文出版社的编辑，知道我喜欢文学，时常给我寄一些文学书来。

　　当然，有时我也想着自己攒下生活费去买书。记得第一次去县城新华书店买书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晴朗的秋日，我来回奔波80里的崎岖圩路，到家已经是一轮新月初上。我不顾饥寒疲惫，点上罩子灯，打开那本郭沫若的新著《李白与杜甫》，一直读到闻鸡起舞时。那本书是我在古诗“创作”期的参考书籍，后来则被我批判过，但至今还寂寞地躺在我的书架上。

　　最难忘的一次是去县城新华书店购买浩然的中篇小说合集《西沙儿女》，雨夜路过一片坟滩时，竟遇上了“鬼打墙”。而插队期间，买的最贵的书刊，就是70年代初出版的怀素法帖之类的书籍，因为喜爱，不惜禁肉数月。

　　那时候，只要是文学书籍，即便是思想和艺术性并不佳的作品，也都囫囵吞枣地吞下，食不果腹的年代，你无法选择。虽然那时我已经有了读书的鉴别能力，也知道什么小说更吸引人，因为阅读的味蕾是不会骗人的，但苦于可供阅读的书太少，无法让自己“吃饱”。

　　大学毕业后，当阅读文学书籍变成谋生饭碗时，买书就成了家常便饭。那时，我是一条光棍，又有教研室编教材得来的远远高于工资的外快，于是就将每个月的工资划出一半来买书，我真正的藏书时代到来了。不过，随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量翻译书籍上市，让人耳目一新，我也逐渐感觉到囊中羞涩，财力不逮了，虽然那时藏书意识强烈，但毕竟还没到随心所欲买书的程度。

　　我最为痛快淋漓成捆成捆买书的经历，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茅盾全集》的日子里。韦君宜批准每一个编辑可以购买一部原本供高级干部内部阅读的删节本《金瓶梅》，此外社里还便宜处理了一大批中外作品，各种各样的廉价的书籍堆在会计室的门口，大家像过节得到凭证供应的票券一样，欢欣鼓舞地排队购书。我每一样都来一本，加起来总有几十本，结账后感到浑身舒泰，那是我平生快意的一桩购书豪举，只不过不是在书店，而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购书天堂里。

　　从1979年至新世纪初，逛书店成为我假日中的一种休闲方式，虽然每次只购一两本，有时甚至空手而归，却也有精神的餍足。那个杨公井的古旧书店，是我经常去的地方，因为夫子庙的旧书摊经过60年代国营新华书店的横扫，几近绝迹，古籍书店也改成了国营的店面，直属新华书店管理。我在此地淘了许多旧书，尤其是专业杂志，像《人民文学》，从1949年创刊号，一直到1977年止的所有各期全部买下。1957年创刊的《文学评论》（原名《文学研究》）也是从创刊号到1977年的全套装订本都买了。之所以只买到1977年，是因为从那以后我已经自己订阅了这两种刊物。分两次用自行车驮着这些沉重的书刊回家，在书房上架时的快乐，真是无法形容。

　　近二十几年来，我很少再去逛书店了，原因有二。一是许多出版社寄给我的书籍和杂志多到无法看完，书刊越积越多，再大的书房，再多的书架，都无法让它们入住了。几次搬家，只能忍痛割爱，把几千册杂志送人，或者送往收购站。二者，我的逛书店的方式变了，无论是国营新华书店呆板的购书模式，还是民营书店各种各样的花式销售方式，都让我心生厌恶，我不愿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实体店里，对闲逛书店失去了旧时的愉悦——因为购书的快乐已被网上逛书店所取代，虽然没有了买家与卖家之间交易时的语言交流，没有了现场翻阅和验货购买的仪式感，然而，它带来的却是另一种无尽的快乐。

　　网上逛书店，不用你去书架上一一查找或去询问店员，你想购得的书刊，只需轻点一下手机，就会出现同一种版本的新旧书籍几十甚至上百本，不同书店各种价格，让你任意挑选。更让我惊讶的是，书店不单单是卖旧书，即便是全新的书籍，也是在网上以几折的价格出售，后来才知道，这也是出版社的销售渠道之一。当你看到书籍以快递方式寄达以后，拆开包装那一刻，心情就像打开盲盒一样，是幸运盒，还是潘多拉盒呢？

　　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不再去图书馆借书了，专业书籍都是自费购买。当然，按照自己的需求去购买所需书籍，也是须分主次和等级的。倘若是为写文章一次性使用，品相再差的也无所谓，比如前几年为写三部曲批评文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中国阐释的演变》，为了阐释张光年的观念，我急需看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着、发展着》初版原文，而非后来收进文集的文字，便在网上搜寻到了一本1956年第24期的《文艺报》（胡风事件后，《文艺报》一度改成了装订本），虽然封面已经破烂不堪，文章内容却是完整无缺，原汁原味，乃至可以闻到那个时代的气息，足矣。

　　又，在写两万多字的长篇随笔《拯救与反叛——重读〈牛虻〉》时，我得找回那个时代的情感，而1968年下乡时带去的那本50年代的初版本，也即“窃”来的那本，早就被其他知青借走，泥牛入海了；故在网上购得50年代那个版本，与后来多个新版本相对照，从中嗅到了不同的时代况味，也是别样阅读的一种无穷回味。

　　在网上逛书店，还有许许多多乐趣，成为你回忆历史故事的最好桥接。比如，你可以在网上搜寻到许多你意想不到的东西，就像旧时代逛书店的文人，寻觅到淘到好书的另一个渠道，捡了一个大漏那样欢欣不已。亦如纪果庵所言：“买书不能专走坊肆，街头冷摊、巷曲小店、私人之落魄者、佣保寒贱之以窃掠待价而沽者，皆不可放过。莫愁路之黑市，前既言之矣，二三年前，犹可得佳品，近日则绝无。路侧，有曰志源书店者，鲁人陈某所设，其人初不识书，以收破碎零物为业（京语曰“挑高箩”，以其担箩沿街唤买，如北京所云之“打小鼓的”然）。略识之无，同贩中之得书者，辄就请益，见书既多，遂专以收书为事，由担而肆，罗列满架，凡小贩之有书者，咸售于此，故往往佳著精椠。”是的，儿时我们就是用家里的“废品”，拿到“挑高箩”上换麦芽糖的，在一声拖着长音的“破破烂棉花——拿来卖”的吆喝后，多少孩子把家里的书拿去换了口福，而没有文化的“挑高箩”者，不会像纪果庵那样识货。

　　想想如今网上的卖家，多少都是有文化的人，其旧书，除了从出版社刚刚进来的打折货以外，应该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废品收购站。收购站里的工人文化程度不高，分拣出来的书籍，肯定是会被经营网上书店的老板前来一股脑儿买走的，至于价值几何，那就要凭老板的专业水平来区分等级了。现在网上书店老板的经营范围广了，眼力劲也强了，分类水平也挺高，其签名本的价格成倍翻，尤其是成名的大作家签名本高得出奇。闲时，我经常上网逛书店，浏览这些拍卖的签名本和手札、信件，几张纸的信札标价就是几千块。我曾经的一位同事H君，早年就在网上购得《人民文学》和各个杂志流出来的许多著名作家的信札和手稿，可谓珍贵资料。他在网上淘到我1985年写给一个学者的公函，赠与我，我回家后，立即将之撕毁，以为无甚价值。

　　一日，我看到网上有一叠从《文学评论》编辑部流出来的签发手稿，那是1986年我和徐兆淮合写的《新时期乡土小说的递嬗演进》一文，总计29页，是2019年上拍的，竟然叫价28800元。谁会当冤大头，去买这劳什子呢？诸如此类开价几千几万元的手稿，至今还有一些挂在网上，无人问津，商家抬价，买家不会轻易上当，此乃市场经济。

　　经常闲逛网店，偶尔也有捡漏的时候。那日失眠，凌晨还在网上书店流连，突见我在1988年写的论文《亵渎的神话：〈红蝗〉的意义》（刊《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的手稿，一看，是山东一个县城卖家，开价只400元，这倒是我愿意珍藏的东西，立马拍下，心想，同是鲁人，如纪果庵所说“其人初不识书”，可能连著名鲁人莫言都不识，低估了此文的价值，让我得幸迅速收回资料，因为这篇文章背后，还有一段长长的故事呢。

　　作为一个经历了两个交替世纪的文人，我徜徉在两种截然不同的“逛书店”人生境遇中，一种莫名的时代“零余人”情感便油然而生。

　　2025年8月24日18时写于南大和园桂山下

　　8月25日13时改于南大和园桂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