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冰茹

　　《驼峰间》记录了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有生之年流传的一则寓言，说一对父子被关进了监狱，有一天儿子问父亲他们每天吃的都是些什么肉，父亲说有牛、羊和骆驼，并且详细地描述了每种动物的特点。但不管父亲多么旁征博引，口吐莲花，儿子始终认为它们只是三种不同的老鼠，因为儿子从小一直生活在高墙里，老鼠是他见过的唯一动物。

　　如果我们不对这则寓言的细节较真，那么至少明白寓言想表达的寓意：只相信亲眼所见的人只能永远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但如果我们不能事事都亲眼所见，又不想活得那么闭塞，该怎么办呢？也许答案之一是读书，读一本关于旅行的书，尤其是一本有故事的旅行书。

　　在《驼峰间》的序言里，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达姆罗什教授写道，“本书核心是前现代时期旅行与讲故事的交织”，“这个时期（现代全球化开始的1000年前）最清醒的旅游者随意讲述最离奇的故事，并将其与对外国风俗的最入微的观察并置起来”；反过来，“想象性作家也把去往远方的旅行作为探讨家乡现实问题的方式，通过与异乡风景构成对比来重新审视自己社会的风俗和关怀”。换言之，正是在故乡与他乡、真实与虚构的对比映衬中，旅行中的故事徐徐展开。

　　这本书选取的三个“真实”的旅行故事是《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行纪》和《伊本·白图泰游记》，三个故事基于三位旅行家行走异乡的旅行见闻。虽然我们早已在《西游记》里熟知了唐僧师徒四人一路降妖除怪，终于在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但如果你翻看玄奘自己记述的游记，看到满大街的行人穿着“衣裳服玩，无所裁制”，只随意“绕腰络腋，横巾右袒”，不知用什么东西把牙齿染得“或赤或黑”时，一定更容易与初次踏入天竺的玄奘产生共情。事实上，大概除了严谨的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之外，现在的读者大多不会再去计较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在扬州做过官、伊本·白图泰是否真的路过了女儿国，那些奇妙的经历和体验早已变成读者眼中的故事，融汇在他们的旅行中。

　　当我们将旅行中的故事作为想象世界的一种方式，吴承恩的《西游记》、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伏尔泰的《老实人》这些世界名著便以旅行、探险或征服的形式进入了《驼峰间》。其实，不管这段旅程是从现实世界进入魔法世界，还是从感性世界进入理性世界，或者从家园进入异乡；主人公们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是逃离、漂泊还是寻找，最终回应的都是对现实和此在的不满，映照的是当下的缺失或无奈。唐僧要去取经，老实人要去寻找他的恋人，沦为奴隶的王子要起义——旅行的过程是重新发现世界、发现自我的过程，也是在对比映照中重新看清现实，或反思、或改变的过程。

　　在《驼峰间》里，把这些真实的、虚构的旅行故事串联起来的基本逻辑除了成书的时间，还有宗教。天上的神祇，不论佛祖玉帝、上帝耶稣还是真主安拉，关心的都是地上的人们。或许正是为了让异地异乡的人们也跟自己有相同的信奉，旅行、探险和征服才有了一定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所以达姆罗什说：“世界性旅游和世界文学一样，早就与世界宗教相得益彰。”

　　说到文学，《驼峰间》具有另一个鲜明的特色，即：文体互见。散文（游记）、诗歌、戏剧、小说因为旅行的故事齐聚一堂，打破了传统文学史按照文体分类的基本写法。为了让这些旅行的故事在文学世界里融为一体，《驼峰间》在前三篇写实类的游记之后选择了松尾芭蕉的《奥州小道》。这篇散文与俳句结合的游记以诗歌和散文互相嵌合的方式，连接起了《奥州小道》文本内部的纪实与虚构，同时也完美地接续上了《驼峰间》后五篇虚构类的小说（《西游记》《王子的奴隶生涯》《老实人》）、戏剧（《暴风雨》）和诗歌（《卢济塔尼亚人之歌》）。

　　从这个意义上说，《驼峰间》所汇聚的旅行故事重新建立起写实与虚构的连接，也重新建立起不同国度、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学连接。世界文学因此不再是国别体的文学史连缀，而成为基于人类命运和对世界共同感知的表达。或许，这才是打开世界文学的正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