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明峰

　　木心的诗《从前慢》，触动了多少人的心灵，让人不禁怀想那些诚恳、朴实的过往时光；许巍的歌《曾经的你》，拨动了多少人的心弦，让人油然心生对远方的向往，哪怕放弃工作也要去看看。在日复一日的徒劳奔忙中，人人心生倦怠，渴望离开。然而，娜拉曾经面对的难题如今也考验着每个人：“走了以后会怎样？”往者不可谏，但值得我们反观和思考；来者犹可追，再次出发之前，我们须明确一个方向。

　　从代尔夫特的制琴师说起

　　代尔夫特是一座荷兰小城，地处海牙和鹿特丹之间，在阿姆斯特丹以南60公里。在独立后的荷兰渐渐走向强盛获得“海上马车夫”称誉的16—17世纪，这是一座商贸发达的小城。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在此设办公室。

　　卡雷尔·法布里蒂乌斯（1622—1654）是生活于代尔夫特的一位荷兰画家，他在一幅画作《有乐器商摊位的代尔夫特风景》中描摹了城市的一隅，开启了艺术史家拉蒙·安德烈斯对那座城市的想象之旅：“这幅作品不过鞋盒般大小，在一个15.4厘米×31.6厘米的角落里，装着一段历史。”画作的前景是一位坐在乐器摊位旁边陷入沉思的制琴师，这既是安德烈斯《代尔夫特的制琴师：维米尔和斯宾诺莎时代的音乐、绘画与科学》一书的书名来源，也是书中一个章节“走进制琴作坊”的重点叙述对象。

　　欧洲的制琴工艺源远流长，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流派，甚至不同家族的智慧凝聚、技艺传承中，臻于极致和完美。其中，荷兰制琴师的杰作独树一帜，赢得了世界性的赞誉。这得益于当时繁盛的海上贸易，尤其是木材贸易为这些工匠的艺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他们的手艺开始受到重视。

　　用于制作不同乐器和不同部件的不同木材，在制琴师的作坊里横竖陈放，散发出香气。材料的多样性为善于技术创新的制琴师们提供了帮助。对木材的了解是一门需经几代人钻研的学问。尝试，计算，考虑厚度、角度、纹理，研究比例以获得能产生强烈共鸣的共鸣箱，尝试新的组装方法，考虑内部部件的不同排列方式以及低音梁的位置……以上种种，都是制琴师的日常工作。安德烈斯不无感慨地说：“当时的人们在每件乐器和工艺品上所付出的一切也值得我们深思。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为之花费了在我们的世界里难以想象的时间。他们的工作充满了奉献，而不只是一个程序。”

　　全身心地投入。奉献。在安德烈斯的叙述中，时时让人看到如今已渐渐陌生的一些词汇和一种情怀。然而近年来，在一种普遍性的倦怠和质疑、批判的态度中，不少工作似乎已经成了令人生厌的事情。正如大卫·格雷伯所说：“我们的日常工作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工作。”那么，既然工作给予我们的太少，而生命短暂，我们为什么还要工作？

　　工匠精神的失落和“手”的怀古

　　现代世界里的工作似乎出了一些问题。荷兰制琴师所从事的工作，显然与我们现在朝五（出门）晚九（到家）、在商务楼的隔间里所做的“行（hang）行重行行”的文案工作大相径庭，与工业园区的流水线生产也相去甚远。

　　“在配有双泵饮水机的办公室空调房里，工作已经不再像是一种活动，而变成了失业的对立面。工作不再是一种活动，因为它服从于抽象的目的，而这些目的与完成一件事情并没有多大关系。总是从大规模生产出发而设计的工作，已与每个人希望承担的，即在知道自己的任务有目标、有意义的前提下进行的工作无关。工作已经消失，代之以碌碌无为的职业。”安德烈斯平静地写下了这些现代人心中或多或少存在的“意难平”。

　　在代尔夫特制琴师的年代，手工业领域的从业者每天的工作时间更长，事务更琐碎、更复杂。他们日复一日操劳其间，却从没有怀疑过自己工作的价值，乃至自身的价值。对木材的遴选和分类只是第一步，后续的制作、黏合、上漆、装饰，弦乐器的琴弓、琴弦制作，每个流程和工序无不经过制琴师灵敏的双手，浸透着他们勤劳的汗水。

　　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定论，是说直立行走解放人类双手，让人类使用工具进行劳动，并制作工具进行更复杂的劳动，从而促进了大脑的发展。这个看似简单明了的论断中，一方面毋庸置疑地凸显了手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暗含着一种我们现在面临的危险：在技术手段高度发达的阶段，当工具已经脱离人手而自动运行时，人会被塑造成什么新的型态？

　　安德烈斯认为，在过去，工作对双手和感官的要求往往更高。嗅觉有助于感知混合物的酸度或饱和度，触觉能以微妙的方式评估表面和各个角落，这些与机器的运行方式截然不同。手不仅能抓取，还能提供信息。如今，质地、气味和颜色的维度已经萎缩，因为材料失去了粗糙度、褶皱、棱角和鲜明的色彩。电子屏幕无法传达向日葵中提取的染料在指尖破碎时的柔软，也无法显示它们在手掌上留下的细小痕迹和色彩的层次。电子钟不可能表达时间的循环性和一天的周期，快速的数字叠加显示不出指针所显示的、在时间领域具有物理性的移动。指针中蕴含着“时光飞逝”和“光阴似箭”的全部字面意义。我们的双手也是如此。然而现在，它们接触的事物太少了。

　　对“手”和“手艺”的眷恋也许不单纯是一种情结，因为人类在百万年的生存繁衍中用双手创造的文明历史，诚足令人珍惜。如今，人类双手的活动越来越局限于敲敲键盘、摁摁按钮，生产和生活越来越倾向于“一键式”达成。生产作为物质形式的转换也许可以持续更久，但生活的丰富多彩和创造的乐趣或将迅速崩塌。当人类最终高度依赖机器而生存时，人之为人的本质又将何在？我们是否愿意，或者不得不接受这种被改变的“本质”？

　　也许令人唏嘘的并非这个作为哲学概念的“人的本质”的丧失，而是一种精神，一种有趣有益的、艺术性的生活方式的丧失。制琴工艺的秘密在于作品中蕴含的精神——计算的能力，以及能够用音乐的比例与和谐来表达一个时代的手艺。“这些制琴作坊制作的不止乐器，还有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象征——人们不仅在音乐中找到了亲密的一种形式，还发现了天赋与美德。”

　　那是一个逝去的时代，“懂得聆听，懂得思考，不急于赶在一天的日升日落之前。那是一个全身心付出的时代”。木心若闻此，或将与安德烈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

　　工作伦理的兴起和“为增长而增长”的恶果

　　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指出：“工厂体系的诞生事实上瓦解了工匠和他们的事业之间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被工作伦理视为理所当然的。”

　　承继并延展了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鲍曼对现代性的工作伦理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他认为“工作伦理本质上是一条戒律”：“即使你看不到任何得获，你也应该继续工作。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它有两个前提：一个是我们常说的付出才有收获，“为了维持生活并获取快乐，每个人都必须做一些他人认同的有价值的事，并以之获取回报”；另一个是我们常说的“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是可耻的，从道义上说既愚蠢又有害”。

　　鲍曼认为，工作伦理并非与生俱来、天经地义，而是随着工业化的发生，随着工业革命和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到来而逐渐形成的。以往的观念认为人的需求是既定的，并不渴望更多，世界上还有很多有趣有益的事情可以做，它们都是金钱买不到的；夜以继日地工作、赚钱，只会使人们失去这些乐趣。但这后来被视为一种“传统恶习”。资本主义的洪流席卷了一切，人们在更好的生活、更好的自我等似是而非的口号鼓动下，最终成为资本工厂里的温顺绵羊，代价是：没有人再像往日一样诚恳劳动，在日复一日的单调循环中，满足于身边的世界，满足于自己所做的事。过去的工匠自己掌控时间和节奏，那种“全心投入、具有奉献精神的工作态度，以及艺术级的工作表现”，在今天已然很难再得。

　　鲍曼认为，这在实质上是因为工作伦理“把人们所做的事和他们认为值得做、有意义的事分离开来，把工作本身和任何切实的、可理解的目的分离开来”的恶果。这与安德烈斯所论，何其相似。工作伦理取代了其他人类活动，如反思、评价、选择和目标设定，使它们流为一种过程形式；这使得满足人的需要与生产活动的逻辑无关，也与生产活动的限度无关，“为增长而增长”“不为更好只为更多”，成了现代性生产活动的噩梦。“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从工匠变成工人时失去的人的尊严，只有通过赢得更多盈余才能恢复。”

　　在无限制的增长逻辑中，人们不用在意尊严和荣誉，不需要感受和目的，只需要全力工作就好，争分夺秒，日复一日，即使自己完全看不到努力的意义何在。冷酷无情的机械化生产、日益丧失独立性的个体、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加剧、工厂纪律的压力越来越让人窒息——忍受于是成为最高品质。规训与惩罚所打造的工作纪律，本质上是对自由的摒弃。然而人们还在幻想，这是在并不遥远的未来重获自由的暂时代价。

　　从“毫无意义的工作”到“拯救劳动”

　　大卫·格雷伯延续了鲍曼的批判，作为一名人类学家，他没有提出更多更新的理论，但他引导我们每个人进行自我反思。他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中，为我们定义并梳理了那些“毫无意义且往往有害的定期领薪水的职业”，“其无意义或有害程度是如此之高，乃至从事这份职业的人都无法为其找出合适的存在理由”。因而，从事这种职业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从事者不得不假装这份工作的存在是完全合理的”。如果这还不够直截了当，那你只需想想一份工作和所谓的从业专家“嗖一下消失了，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我们的生活会不会立刻受到灾难性的打击？会不会因此陷入困境？

　　这是一个残酷的检验。在大卫·格雷伯看来，我们的社会可能已被毫无意义的工作渗透到千疮百孔的地步，但更可悲的是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们，“整个职业生涯都耗费在那些他们其实知道并不需要的事情上。不管是道德上还是心灵上，这种状况对人造成的伤害都是极深重的”。当工作本身成了唯一的目标和一切意义之所在，不工作的人就是糟糕的人，不值得被爱，不值得被关心，也不值得社会的帮助。人们集体默许了每个人被奴役的遭遇，并以此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联结。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而在德国学者丽萨·赫尔佐克看来，格雷伯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在一个差异化的社会中，强制完成的任务只有从网络化的角度来看才显得有意义。格雷伯认为人类具有自发的、和平的协调能力，但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复杂的劳动分工体系也需要那些实现这种协调的人，而这通常不会自己发生。这些工作往往具有明显的社会性，但对于许多从事这些工作的人来说却毫无意义。

　　在《拯救劳动》一书中，丽萨回到了对劳动所具有的社会性这一根本属性的关注。“拯救劳动”意味着，人们应该塑造一个公共的劳动世界，辅之以行之有效的法律和福利规则，使其符合我们的价值判断，既能维护个体的尊严和权利，也能保证社会的整体福祉；与此同时，要防范当前数字化进程中的各种外力对这个劳动系统造成的扭曲，因为这与公正、自由和民主的理念背道而驰。

　　丽萨认为，工作和工作的意义本来就不是一个个体事件。劳动不仅使我们与物质世界产生连接，而且使我们与他人产生关联。劳动置我们于一定的社会空间，没有它，生活会失色很多。像勒德主义者一样捣毁机器，或者像格雷伯一样从根本上捣毁毫无意义的工作，都无法阻挡历史的脚步，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劳动的社会性，通过政治设计来摆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克服技术决定论的悲观论调，将数字化转型置于社会规范之下，借助数字通信技术提供的新的参与机会，为经济世界的民主化带来全新的推动力。这是一场让劳动更加公平、让劳动成果更加公正分配的斗争。

　　鲍曼（1925—2017）、格雷伯（1961—2020）、丽萨（生于1983年）代表了老中青三代学者对工作/劳动问题的深刻检讨和思想转折。鲍曼和格雷伯也分别探讨了福利国家和基本收入保障制度的可行性问题。而在如今的算法时代、AI时代，面对机器人、自动化和大数据为未来劳动世界造成的不确定性甚至恐慌，丽萨重新审视劳动的社会属性，探讨如何在基本价值观上达成共识并形成一种发展理念，即在大众利益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劳动世界的数字化转型，并由此重新厘定工作的价值和个体的意义。这些见解，无疑展示出新生代思想家的魄力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