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延国

　　提起钱锺书先生的翻译实践，人们大都会想到他在《谈艺录》《管锥编》中的那些译词译句，灿烂、闪亮，如同漫天的星光。其实，他的翻译实践另有一片广阔的新天地，呈现于《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

　　首先是他翻译的德国诗人、小说家海因立许·海涅的《精印本〈堂·吉诃德〉引言》，约一万一千字，刊载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研究集刊（第二册）》（1956年1月）。译文后有“译者后记”及三十二条页注。钱锺书在“译者后记”中称“这篇文章代表他（引者注：海因立许·海涅）对《堂·吉诃德》的最成熟的见解和最周到的分析，不失为十九世纪西欧经典文评里关于这部小说的一篇重要文献。今年恰逢《堂·吉诃德》出版三百五十周年（引者注：1605年至1956年），这个《引言》也许有点参考价值。”短短两句话，便将翻译的目的阐释得清清楚楚。

　　第二个是他翻译的法国小说家、理论家左拉的《关于巴尔扎克》，约五百字，刊载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艺理论译丛（第二册）》（1957年12月）。钱锺书在后记中补充说明：“上面译的一节见《集刊》第三五三至三五四页（引者注：《美国现代语文学会集刊》1956年6月号）……整节的意思可以说跟恩格斯在一八八八年四月写给玛克瑞德·哈克纳斯信里的话大致暗合。”

　　第三个是他摘译的《弗·德·桑克梯斯文论三则》，刊载于1962年8月15日《文汇报》。钱锺书称弗·德·桑克梯斯（1817—1887）为“十九世纪意大利最重要的批评家”。弗·德·桑克梯斯早年参加爱国运动，曾两度坐牢并流亡，意大利统一后，出任教育部部长，后任奈波利大学比较文学专业教授。他的著作甚多，最有名的是《意大利文学史（一八七〇—一八七二）》和身后出版的未定稿《十九世纪意大利文学史》。钱锺书指出：“贯穿在弗·德·桑克梯斯的文学史和批评论文里的基本概念之一，就是作家的意图跟作品的效果往往不相符合，以至彼此矛盾。这个概念在近代西洋文评里产生很大影响，克罗采《诗论》甚至说这是弗·德·桑克梯斯在文评的方法论上最卓著的贡献（《诗论》第五版，三〇六至三〇七页）。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评家常说的‘意图的迷误’就是弗·德·桑克梯斯这个论点的发展。”

　　第四个是《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1979年1月出版。全书分为五部分，其中钱锺书、杨绛、柳鸣九、刘若端负责“西欧古典理论批评家和作家部分”的翻译（柳鸣九和刘若端受邀初译了该部分的三篇文章），钱锺书和杨绛另负责“西欧及美国现代理论家和作家部分”的翻译。两部分的内容均由钱锺书、杨绛选定，前者涉及亚里士多德、蒙田、莎士比亚、培根、伏尔泰、康德、歌德等三十二人，后者涉及李博、弗洛伊德、克罗齐、杜威、萨特和威尔顿特。

　　钱锺书一向主张译文应达到“化境”甚或“反胜原作”的境界，反复吟咏上述译文，自觉完全达到了他的主张。且看他翻译的克罗齐的一段话：“我们该牢牢记住的第一点是：形象认识不需要主子，不需要依靠任何人。形象认识自己的眼睛很好，不必藉旁人的光。当然，和形象掺合在一起的概念是找得到的。但是，也有许多形象观感，一点不掺合什么成分；这证明概念和形象的掺合不是必需的。一幅绘画里的月夜的景色、一张地图上的某一地方的轮廓、一个柔和动人的音乐主题、一首如嗟如叹的抒情小诗的词句，还有我们平时发问、命令和悲悼所用的语言，这种种都是丝毫没有理智联系的形象感觉。”二百字的译文，直白、形象、富于文学性，进而让人发出“反胜原作”的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