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名

　　徐悲鸿与郁达夫相识，缘于他们共同的老友田汉。

　　1927年4月，徐悲鸿从法国留学归来，和田汉、欧阳予倩在上海创办南国艺术学院，致力于培养与时代共痛痒且具有定见实学的艺术人才。就在那年冬天，田汉邀请郁达夫到他南国艺术学院的寓所共进晚餐，当时，徐悲鸿和田汉同住，郁达夫随即被这位画坛翘楚的高妙艺术和吞吐大荒的胸襟感动，这是徐悲鸿与郁达夫的初次相见。

　　暗香浮动 徐悲鸿 1941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民族的危难与苦痛，郁达夫与徐悲鸿迅速行动起来。郁达夫曾在福州、武汉、徐州等地参加抗日救国宣传活动，1938年，应《星洲日报》之邀，他前往星洲（新加坡）从事抗战宣传工作。1939年，徐悲鸿决定前往南洋，以举办画展的方式筹集款项，支援抗战。1939年1月8日，徐悲鸿抵达星洲，同阔别十年之久的郁达夫重逢，分外亲切。每次来星洲，徐悲鸿都住在他一生尊为“二哥”的黄曼士的“江夏堂”，而郁达夫也是“江夏堂”的座上宾。在郁达夫眼中，“十年不见，悲鸿先生的风采，还觉得没有什么改变，只是颜面上多了几条线纹；但精神焕发，勇往直前的热情气概，还依旧和往年一样”。对外表柔弱、内心坚强，为抗战不断摇旗呐喊的郁达夫，徐悲鸿也是钦佩有加。

　　1939年2月19日是己卯年正月初一，郁达夫、徐君濂、黄孟圭等人来“江夏堂”拜年，徐悲鸿刚刚绘就了一幅《疏梅》，众人共同欣赏。看着冷香的梅花，郁达夫沉吟片刻，作了一首题画诗：“花中巢许耐寒枝，香满罗浮小雪时。各记兴亡家国恨，悲鸿作画我题诗。”此诗应景又应时，尤其是“各记兴亡家国恨”一句，在场的人都拍手称妙。

　　对徐悲鸿即将开幕的画展，郁达夫在他主编的《星洲日报》早报副刊“晨星”上进行“预热”，以全版篇幅刊登黄曼士的《徐悲鸿先生略历》、史记的《田横五百士》、银芬的《谈悲鸿的写实主义》，他自己也撰写了《与悲鸿的再遇》一文，版面还穿插发表徐悲鸿所作《北平纪游》《怅望》《此去》《李宗仁将军》四幅画的图片。

　　在《与悲鸿的再遇》一文中，郁达夫回忆了他与徐悲鸿初次相见时的情景：“十几年前，大约是一九二七年冬后，我正住在上海。那时候，党禁很严，我也受了嫌疑，除在上海的各新闻杂志上写些牢骚文字外，一步也不敢向中国内陆走去。有一天冬天的午后，田汉忽而到我的寓居里来了……坐着谈谈，天色已经向晚，田汉就约我上他家去吃晚饭……到了他的家里，一进门他就给我介绍了刚自法国回国来不久，这一天也仍在孜孜作画的徐悲鸿先生，原来徐先生是和他同住的。看了墙壁上几张已经画好，及画架上一张未画好的画后，我马上就晓得悲鸿先生是真正在巴黎用过苦功，具有实在根底的一位画家……”

　　喜马拉雅山 徐悲鸿 1940年

　　在文中，郁达夫以热烈的笔触，为即将开幕的画展造势：“他（引者注：徐悲鸿）的中西画的作品，将于本月内在中华总商会举行展览，像《田横五百士图》、像《此去》、像《傒我后》等，都是气魄雄伟，没人看了不会赞赏的逸品。我们在这里介绍之余，更希望有巨眼的识者，于参观展览会后，再赐以鸿文，指出悲鸿先生的画品的伟大。”

　　1939年3月14日下午，“徐悲鸿教授作品展”在星洲维多利亚纪念堂开幕，共展出《田横五百士》《九方皋》《傒我后》等一百多幅作品，其数量之多、画幅之巨、题材之震撼、技法之精妙，首开星洲艺术史的先河。当时，星洲的总人口为六十多万，竟有三万多人前去观展；徐悲鸿的义举也得到星洲华人的认同，大家踊跃认购“筹赈券”，作品展结束时，共筹集义款15398元9角5分。这笔巨款经由中国银行寄往广西，作为第五路军抗日阵亡将士遗孤的抚养之用。

　　徐悲鸿把义款捐给祖国后，并未因此沾沾自喜。1939年8月31日，他在《星洲日报》发表《半年来之工作感想》一文时说：“身居后方者，无论如何努力，总比不上前方将士兵器悬殊、无间寒暑之苦战。出钱者，无论数量如何之大，必不能比得为民族而牺牲性命者之贡献……故知殉国之烈士，乃民族精神与人类道德最高之表现也。夫一民族国家其处于生死存亡情势危急如中国今日者，有史以来，亦不多见也……我自度微末，仅敢比于职分不重要之一兵卒，尽我所能，以期有所裨补于我们极度挣扎中之国家。我诚自知，无论流去我无量数的汗，总敌不得我们战士流的一滴血。但是我如不流出那些汗，我将更加难过。”

　　在星洲时，徐悲鸿与郁达夫的往来极为密切。

　　1939年5月，韩槐准在其“愚趣园”举办雅集，邀请徐悲鸿、郁达夫、黄曼士等人品尝自家出产的红毛丹，欣赏他收藏的中国古代出口瓷，并赋诗、作画助兴。郁达夫咏道：“卖药庐中始识韩，转从市隐忆长安。不辞客路三千里，来啖红毛五月丹。身似苏髯羁岭表，心随谢翱哭严滩。新亭大有河山感，莫作寻常宴会看。”徐悲鸿仿照苏轼“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写有“日啖红毛丹百颗，不妨长作炎方人”。

　　7月2日，应侨领李俊承之邀，徐悲鸿与郁达夫、黄曼士、林谋盛、王映霞等人出席欢迎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的宴会。

　　7月6日，徐悲鸿油画《珍妮小姐》的完成典礼在勃兰嘉氏私邸举行，郁达夫、黄曼士、张汝器、谭云山、徐君濂等人出席。《珍妮小姐》是徐悲鸿应比利时驻星洲副领事勃兰嘉氏之邀，为其华籍女友珍妮所作大幅全身油画像。

　　7月7日适逢“七七事变”两周年纪念日，徐悲鸿在《星洲日报》晚报副刊“繁星”上发表《廿八年七七招魂两章》：“恭奠香花沥酒陈，丕显万古国殇辰。显河耿耿凄清后，魂兮归来荡寇氛。”“想到双星聚会时，兆民数载泣流离。同仇把握亡胡岁，预肃精灵陟降期。”其家国情怀，可见一斑。

　　后来，徐悲鸿应泰戈尔之邀，前往印度讲学。离开星洲前，陈延谦在止园的海屋为徐悲鸿饯行，郁达夫等人作陪。席间，陈延谦依依不舍，赋诗一首：“老来遣兴学吟诗，搜尽枯肠得句迟。世乱每愁知己少，停云万里寄遐思。”郁达夫也赋诗一首：“夜雨平添水阁寒，炎荒今始觉衣单。叼陪孺子陈蕃席，此日清游梦一般。”惜惜别情，令人动容。

　　从1939年11月18日到1941年初，尽管徐悲鸿身处印度，郁达夫仍在其主笔的《星洲日报》上不断刊发徐悲鸿的画作、诗文及相关消息。

　　1941年10月，徐悲鸿为韩槐准作《鸡竹图》《喜马拉雅山远眺》等。郁达夫依循“旧例”，为《鸡竹图》题诗：“红冠白羽曳经纶，文质彬彬此一身。云外有声天破晓，苍筤深处卧斐真。”为《喜马拉雅山远眺》题诗：“寰宇高寒此一举，必洲无奈阵云卦。何当重踏昆仑顶，笑指蜗牛角上踪。”诗画一体，感情真挚。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1月，日寇攻占南洋，星洲沦陷。徐悲鸿取道缅甸回国，郁达夫则赴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巴亚公务市，化名赵廉，以“赵豫记”酒厂为掩护，暗中救助、保护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1945年8月29日，因汉奸告密，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抓捕，9月17日在苏门答腊岛的丛林里被秘密杀害，他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言：“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

　　1983年，廖静文在《致徐悲鸿一生的读者》一文中，深情描绘徐悲鸿与郁达夫的知交。读郁达夫的《与悲鸿的再遇》一文时，廖静文“感到他（引者注：郁达夫）那颗热爱祖国的心仍在强烈地跳动，也使我凄伤地想起他后来的不幸结局……悲鸿在得知这一不幸消息后，曾悲愤交加，潸然落泪。如今，悲鸿和田汉、达夫先生都已先后去世，我执笔写作此文，回忆他们在祖国多难之际的战斗友谊，心情很不平静。他们三位都是对中国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人物，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