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稳

　　西南联大原校址离我的工作单位不远，跨过两条小街，进入现云南师范大学老校区，便可瞻仰校园东北侧由闻一多篆额、冯友兰撰文、罗庸书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在这块文采斐然的纪念碑背面，刻有西南联大自抗战以来从军学生姓名，共计834人（实际有1100余名）。遗憾的是，我在这块碑上没有看到最令我眼热的一个名字——穆旦。这个既是西南联大外文系学生，又当过联大助教，还参加过中国远征军的诗人，他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生，总是令我一再怀想。

　　我一直想弄清穆旦投笔从戎的真实原因。1942年，滇缅战场开辟后，中国远征军远赴缅甸作战。西南联大掀起又一轮从军热潮，穆旦已是留校的青年教师，却自愿报名参加了远征军。那时他刚24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好年华，大可过安稳的生活，潜心写诗做学问。但穆旦从军心切，通过自己一个亲戚和联大知名教授吴宓的引荐，才得以加入远征军。

　　西南联大校园内的青年诗人们，大都很崇拜现代诗人威斯坦·休·奥登。1937年，奥登曾赴西班牙参加西班牙人民反对法西斯的战争，发表过长诗《西班牙》。穆旦是否也希望自己能像奥登那样呢？要知道，穆旦不是一个只顾打磨诗歌技艺的象牙塔里的诗人，他的思想活跃得多，也复杂得多。作为一个生活在战争年代的诗人，他抓住了时代的主要矛盾：抗日的滚滚铁流。还在从军以前，他就写出了“我要赶到车站搭一九四〇年的车开向最炽热的熔炉里”。他的诗人的激情让他渴望在“国破山河在”的艰难岁月里，要“像大旗飘进宇宙的洪荒”。

　　今年初夏，应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文旅局之邀，我来到这座历史文化积淀丰厚的城市。穆旦是嘉兴海宁人，我想去海宁看看。没想到人们告诉我，穆旦虽然祖籍海宁，但与海宁查氏家族（穆旦原名查良铮）并没有多少关系，他甚至都没有回过一次海宁。不过，嘉兴有不少穆旦的研究者，其中还有查氏家族后人，对穆旦的家世谱系研究甚深。

　　查玉强是个年过七旬却精神矍铄的老人，自言除了没当过兵，从事过几乎所有的行业，现在嘉兴闹市区自办一家占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嘉兴五四文化博物馆”，潜心研究地方文化，传承先贤功业。在海宁查氏谱系中，查玉强还高穆旦一辈。从清康熙年间起，查氏族人或以入仕，或因经商陆续汇聚到北方重镇天津。1918年4月，穆旦出生在天津北马路恒德里查氏家族老宅。虽然从小在北方长大，穆旦及其家族的人，却认定自己的祖籍在海宁，连穆旦在自己的履历表中都这样填。

　　我还是希望去海宁看看。从南湖到海宁，一路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洋房栋栋，仿佛行进在一个大花园里，已看不出城乡差别。查玉强说穆旦的祖籍在海宁袁花镇，那里已经没有任何穆旦祖宅的痕迹了。倒是海宁另外两个名人金庸的故居和徐志摩的墓值得一看。我问穆旦和金庸生前有无交集？查玉强说，他们年轻时各自天南地北的，无缘谋面。倒是多年以后，曾有记者问金庸，对徐志摩和穆旦的诗歌怎么看？金庸很谦逊地说：我对新诗没有研究，志摩又是我表兄，他和穆旦的诗我哪里敢评价。足见金庸对两位诗人是很敬重的。

　　查玉强的私人博物馆里收藏有一幅穆旦的书法作品，据说是穆旦唯一留存于世的毛笔字。略带个性色彩的楷体字，大体可见其家学功底。穆旦虽出自大家族，但到他父亲这一辈，已然式微。穆旦小时候家境不好，他聪颖好学，刻苦用功，一路读进南开中学，再入清华大学，进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诗人和翻译家。

　　我们说见字如面，而读一个诗人的诗，则更应知其人。当下研究穆旦的著述不少，仅穆旦的个人传记就有好几种。在查玉强的博物馆，我见到了嘉兴诗人、学者邹汉明，他刚在译林出版社出版了《穆旦传：新生的野力》，在学界和文坛反响甚佳。邹汉明潜心研究穆旦近20年，从穆旦的人生行状、诗歌创作以及他身处的那个时代入手，全面还原了一个鲜活可亲的穆旦。至少对于我来说，穆旦过去是个遥远的背影，现在他转过身来，沉静地向我们微笑。

　　穆旦当时虽为西南联大助教，但薪资不高。抗战最为艰难时期，昆明物价飞涨，穆旦一月的薪水不过100元，而1940年昆明一石米的价格就要120元。一个贫穷困顿的青年诗人，穿着简陋的粗布衣衫，踟蹰在昆明的街头，为是否该买一本稿纸而犹豫（那时一份新闻纸就要1元钱）。现实给他“丰富，和丰富的痛苦”，这是他人生的幸与不幸。

　　青春本是一场盛大的演出，一个注定要成大器的诗人，必定要站在宏阔的舞台上，按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必须“在现场”。战火的硝烟不断催生着诗人的报国情怀。清华大学辗转迁徙至长沙临时大学时，穆旦身边的部分同学放弃学业、直接投身抗战第一线，又经过数千里徒步从长沙到昆明，再到西南联大求学期间在“跑警报”躲避日机轰炸中求学。山河破碎，国恨家仇，一个生性敏感、内心丰沛的诗人怎能置身事外？“凡是优秀的都出去当兵了。”这是多年后一个西南联大从军学子的回忆。对西南联大校史颇有研究的作家张曼菱曾这样评价西南联大的从军学子：“当挑战来临，最先站出去的，作出实际反应的，总是那些最优秀的人……苦难和考验最先选择的总是那些优秀者，他们比任何精英都纯粹。”穆旦就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在史诗性的抗日救亡中，他早就发出了自己的呐喊：“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这个主动将自己融入抗日洪流的诗人，是那个时代最无畏的“桂冠诗人”，集隐忍的浪漫冒险精神和对脚下这片土地炽热的爱于一身。他不是西南联大以写现代诗著称的“白马王子”，更不是不问家国大事的一介书生。他忧愤而多情，勇敢又浪漫，同时，他内向深沉、不善言谈。邹汉明说穆旦不是一个会讲课的好老师，在西南联大的诗社里他也不是一个活跃分子。他的一双无邪的眼睛总是充满善意，让人感受到他的“丰富”。这个诗人总是用他火热的眼眸关注着家国、社会、人生，以赤子之心和浪漫情怀投身于国家民族的救亡与振兴。奔赴滇缅战场让他吃尽苦头、九死一生，他奇迹般地从野人山这个人间地狱里捡回一条命。诗神缪斯还需要他活着，让他为我们留下一段传奇和一篇传世佳作《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

　　作为一名战争年代的现代诗人，穆旦不仅仅是一个呐喊者、参与者、思索者、抨击者，更是一个书写者、记录者。他的诗名注定要用战火和苦难来锤炼。而他丰赡的诗意书写，为我们最生动地诠释了一个中国诗人“上马能杀贼，下马会赋诗”的豪迈与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