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

　　这个场合讲话真是很痛苦，想说的话很多，可是人更多。我尽量简洁一些。

　　刚才则臣主编说王尧是“新锐作家”，这话我也说过。五年前，王尧刚刚写完《民谣》，作为一个功成名就的学者，在学术之外，60岁的王尧有许多东西可以回忆，他渴望总结他的生活，这就有了长篇小说《民谣》。一开始我并没有把王尧的小说写作太当回事，我把它归类为老干部写了个回忆录。所以我跟他开玩笑，把他叫作“新锐作家”。仅仅过了一年，王尧在电话里告诉我，他正在准备第二个长篇，这就出大事了。我对王尧的第二个长篇非常期待，为什么呢？依照一般的常识，一个作家在这个时候是极有可能出好东西的。几年过去了，有关这个小说，他再也没有跟我说过一个字，我也没有问过。——在我拿到《人民文学》2025年第7期之后，我差不多是逐字逐句读的，五天之后，我对我自己说：“成了。”王尧不再是一个“新锐作家”的问题，他已经走到当代文学的前沿去了。我说这个话有依据么？我现在就简单地说说我的依据。

　　我们都是读小说的人，打开一部长篇，引导我们读下去的原因是什么呢？各人各异。在我这里，我首先关注的是小说的公信力。你做作者的可以满纸荒唐言，但是，我作为读者，我信；你做作者的也可以写你所经历的“真人真事”，可是，作为读者，我一点也不相信——读小说就是这样一个不讲道理的事情。我读《桃花坞》是很愉快的，我能感受到作品内部的诚恳，我信。这是一部诚恳的作品。

　　《桃花坞》的主体故事发生在苏州，老实说，我并不了解地理意义上的苏州，现在，当我拿着《人民文学》2025年的第7期，我想我是可以走进苏州的。依照《桃花坞》的指引，那个苏州是确立的，这就是诚恳的力量，也是小说公信力的力量。

　　作品的公信力给读者带来的是什么？是读者的信赖。《桃花坞》描写的是苏州方家的祖孙三代，方黎子、方梅初、方后乐，伴随着这样的祖孙三代，小说有一个阔大的空间转换，也就是杭州、苏州、重庆、哈尔滨、北京，我们自然可以把这样的空间转换看作《桃花坞》的小说脉络，地理的转换呈现了方家三代的行动轨迹，自然也就构成了方家三代的精神脉络。这里暗含着这样一个历史的评估，也就是，中国的旧式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当中，他如何走？他为什么会走？这个点非常关键。也许这就是王尧所要表现的“历史真实”。王尧本人是一个学者，即使是一个学者，我依然认为，他为这个小说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他的工作做得很扎实，故而小说的内部很扎实。《桃花坞》其实并不长，只有20万字，但是，在我看来，它很厚，这样的作品你很难跳着读。

　　现在我重点来谈一谈小说的人物。《桃花坞》涉及到许许多多的人物，大部分是虚构的，也有小部分真实的历史人物，柳亚子、章太炎、朱自清、闻一多等等。我想说，小说写得最为成功的那个人是周惠之，也就是方梅初的太太。

　　刚才我说了，《桃花坞》是一部中国旧知识分子精神脉络的小说，在这个脉络中，周惠之是以“太太”的身份一路前行的。周惠之是谁？一位旧式的江南女性，王尧在她的身上投射了极大的耐心和感情。我想简单粗暴一点说，周惠之其实就是中国古典的、日常生活的一个缩影。

　　中国人都知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哪里有什么天堂？所谓的天堂，其实就是旧式中国有关日常生活的美学范式，它的根基是北宋。创建这一套美学范式的，是中国的北方人。非常遗憾，由于历史的原因，北方人没能守住它，伴随着大宋王朝的南迁，南方人替我们的北方人守住了它、发扬了它、光大了它。换句话说，中国人的美学人生就该是这个样子。《桃花坞》里说，周惠之这个人是可以“从生活里酿出诗”的这么一个女性。

　　现在，日本兵来了，兵燹来了，炮声隆隆，火光漫天。中国人固然走进了人间地狱，可是，有一个叫张爱玲的小说家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传奇，也就是《倾城之恋》。《倾城之恋》用略显夸张的语调告诉我们，无论炮弹你怎样横飞，恋爱是要谈的，孩子是要生的。

　　《桃花坞》不是传奇，《桃花坞》显得格外平静。它通过周惠之告诉我们，什么也挡不住我们中国人日常生活里的尊严。——面对刺刀，我们高昂起我们的头颅是尊严，火光冲天，我依旧坚持我的“活法”，不苟且，不自弃，这也是尊严。我承认，周惠之是让我动容的。同时我也假想了一个问题，如果王尧很年轻，他会这样写么？如果我现在也很年轻，我能感同身受么？

　　作为一个才写了两部小说的作者，王尧在描绘周惠之的命运上体现了他的“邪门”。他没有让日本人的炮弹炸死周惠之，也没有让日本人的流弹打死周惠之。在巨大的精神压力面前，周惠之的精神遭到了巨大的创伤，——她失踪了。我想说，死亡会带来巨大的悲伤，然而失踪，给我们带来的则是无尽的喟叹。周惠之，那样美的一个江南女性，一个旧式的日常生活的美学范式，她在哪里？

　　不得了，我要越说越多，到此为止。祝贺王尧。

　　（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本文为作者在长篇小说《桃花坞》首发式上的发言，经作者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