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次往返衢州，都在衢州机场起降。和国内其他机场相比，衢州机场既狭小又简陋，一位出租车司机形容说，像一个菜市场。听说新的民航机场很快就要建起来了。

　　我在衢州机场所见，只有两个登机口，一个洗手间，一个小超市，如此而已。坐在破旧的座椅上，我思绪纷繁。竹木在我的眼前堆积如山，铁铲、铁锹和斧头在记忆里闪闪发光，穿越时光，我仿佛看见了凝固的血块和累积的白骨。

　　衢州机场是血与火、废与兴的代名词。

　　衢州机场始建于1932年，当时规划的标准较低，要求“400米见方”。县政府经考察，建议选址在衢城东南方的雄鸡坂，清朝时那里是一处教场，开阔而又平坦，易于施工。在机场开建的同时，中国空军在衢县东门街徐忠壮公祠设立航空站。

　　1933年12月25日，蒋介石由杭州笕桥乘机至衢州，指挥对反叛的十九路军的征讨。

　　1934年春，按国民政府的要求，衢州机场面积扩大一倍以上。

　　1937年12月10日，日军鹿屋中队6架战机轰炸衢州机场。这是衢州机场第一次遭到日军轰炸。

　　1938年1—7月，衢州机场再度扩建。6月，衢州空军总站改为第15航空总站，曹文炳中校任站长。10月，因广州和武汉失陷，中国军民对衢州机场进行了第一次破坏。

　　1939年，驻衢州的第15航空总站，改为第13航空总站，由航空委员会直接管理。

　　1940年2月，日军渡过钱塘江，占领萧山。当局征集民工7000余人，对衢州机场进行了更大规模的破坏，掘深沟纵横千米，建筑尽毁。因为日军不再前进，几个月后，又下令修复机场……

　　世界上恐怕找不到第二个机场，像衢州机场这样屡建屡毁，自建自毁敌毁。直到1941、1942年，它经历了一次最大规模的扩建和最彻底的破坏。

　　在轰炸东京计划之初，美国第一次感到了无助。法西斯德国势头正猛，英法等国还在翘首等待它的驰援；苏联与日本于1941年4月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斯大林会拒绝美军的任何要求；而驻守南亚和东南亚的英军，几乎不堪一击。

　　此时美国这才发现，中国，只有中国，才是对抗日本唯一的选择；此时美国才认识到，从前对日本的侵略采取袖手旁观是多么的错误。

　　中国距离东京最近的，如上海、南京、杭州和宁波等地的机场，已全部被日军占领，那就只有衢州以及附近的机场了。

　　美国海军上将斯塔克曾经提议从中国轰炸日本。“至少需要50架B-25轰炸机，”美国空军总司令阿诺德说，飞虎队没有足够的轰炸机，一时也调不过去。

　　当从航母上起飞轰炸的作战方案通过后，衢州、丽水的机场就变成了不二选择。

　　衢州机场的扩建于1941年动工，1942年春基本完工。

　　为满足美军的需求，中国当局决定按能够容纳50架美国大型轰炸机起降的标准扩建衢州机场，要求在6个月之内完成，违限以贻误军机论处。

　　在动员会上，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含着眼泪说，我们固然有我们的困难，但军队方面的困难比我们大得多。长官命令怎么办，就得绝对服从，流血牺牲就是我们最后的责任。

　　此次衢州机场的扩建，共需直径20公分原木360万株，毛竹90万根，因衢属各县根本无法完成任务，于是北至遂安、淳安、建德、桐庐，东至武义、永康、缙云，南至遂昌、松阳，都被列入征集范围。

　　在开化县档案馆，我们查到了与衢州机场扩建有关的资料：1940年，派购建筑衢县飞机场圆木800株，径10公分长一公尺圆木61405株，派民夫至衢32372工，木匠13160工。

　　杭州市淳安区档案馆，存有时任遂安县（后并入杭州市淳安区）县长高德中1942年3月发出的密报和紧急命令。

　　密报是发给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的：“本县奉征衢州机场木料业已征送34400余株。前电呈报被大水冲去3000株，请准以寿昌县余额2447株拨补，以恤民困。”

　　“紧急命令”是发给遂安各乡镇的：“查本县奉征衢州机场配征，每乡镇弍千株。截至三月二十三日，该乡尚欠（ ）株，殊属延误。处分令外，合亟令仰该乡长遂至于四月五日前征运足额……”

　　各县动员了全县丁壮，开山伐木，随伐随运，几十万人冒风顶雪，踏着坚冰形成人流，向衢县涌来。有的县长、县党部书记在大雪纷飞、泥泞载道的人流中与老百姓一起背木头。寿昌县县长林希岳，背木头跌倒受伤，久治不愈。民工之冻伤、跌伤、淹死者，日有所闻。……黄绍竑不时到衢县巡视工程进行情况，他在回忆中说：“我们到那里去巡视，只见竹木如山，少见人头，真不胜其沉痛与悲感。”

　　（汪振国：《衢州机场的抢修与破坏》，见《衢州抗战》）

　　原淳安县县长沈松林回忆说：“淳安民众的爱国热情很高。无数的农民爬上大雪覆盖的山上砍下大木头，有的用船载，沿新安江转入婺江向衢州去；有的只好肩抬步行，翻山越岭，由遂安方向直送衢州。农民们自带玉米粿番薯作干粮，领队的插上标明乡镇的小旗子，一路上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抗日歌曲。”

　　一位毕业于伦敦大学的英国军官见此情景，竖起大拇指，用中文对沈松林说，“中国不会亡！”“你们中国人用这种原始的方式，长途运送巨木，是多么的坚强啊！胜利一定属于你们！”

　　征工和征料同时进行。民工的征集按各县的人口丁壮数字分配，自带干粮，自备炊具，抬石头、平壕堑、扩场基、修跑道，日夜赶工。现场工人经常达两万以上，最紧张时达4万多人。日军侦知机场在扩建，经常前来轰炸；日机到来时，民工们无处躲避，时有死伤。有一次，50余民工躲在一个壕沟里被炸中，死亡40多人。

　　最悲催之处在于，除了日机轰炸，自己也是前边修建，后边破坏。闻日军逼近，即下令破坏，日军远走，又下令修复。1942年5月中旬，日军调集10余万兵力沿浙赣线进袭，第三战区司令部下令立即破坏衢州机场。两万多民工上午还在填平日机轰炸留下的弹坑，下午即接到命令，限三天内完成破坏任务。

　　6月6日，日军占领衢州，当即驱使被俘军民7000余人，贯以长绳，掘地雷，填壕堑，修复机场。稍不如意，即鞭抽刀批，弃尸沟中。到了8月下旬，日军撤退，又集合上万民工，对衢州机场进行了彻底破坏。日军一边驱使民工日夜挥锄，一边残杀，血流遍地，泥浆为殷。

　　衢州机场耗费甚大，流血流汗流泪最多，但在抗战期间，其作用甚微；本为起降美军大型机而建，却从未有一家美军轰炸机降落。

　　1945年秋，曾任浙江省常山县县长的汪振国前往衢州机场凭吊，但见“荒烟蔓草，满目凄凉，砂碛丛中，黄土垄中，骷髅白骨，触目惊心”。

　　1937年12月，杭州沦陷后，中国空军总指挥部命令将杭州空军总站，“着即”改为衢州空军总站，并监理玉山机场场务。命令要求将衢州机场建成中美空军出袭台湾及日本本岛的重要基地。

　　1942年1月，史迪威出任中缅印战区美国陆军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他一到中国，陈纳德即向他建议，将空军的主要力量转移到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以便于对日本的反攻。但史迪威没有采纳，而是继续把重兵力，尤其是空军投放到中缅边境。

　　在杜立特突袭队到来之前，美方事先已告知了中国最高层。1942年2月，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及“美国有轰炸机将在中国降落”。4月1日、4月18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美军将于4月19日、20日使用衢州和丽水两机场跑道”，“美军计划轰炸东京，怎么提早一日迫降，如此不慎……”

　　但从蒋的日记也可以看出，在18日晚之前，他并不知道行动提前了。

　　十多年前，衢州杜立特研究会副会长郑伟勇，在福建找到一位名叫周隽的知情人。90多岁的周隽说，衢州完全做好了迎接美国飞行员的准备。当时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衢州空军招待所门前的草坪上，已经写上了“欢迎美国志愿飞行员”的标语，餐厅里甚至准备了西式餐点。

　　美机所需油料也已准备足量。1942年3月，麻境兴从成被派来衢州，他带领着47辆油罐车。

　　15架飞临中国的轰炸机全部坠毁，航空空站面对的压力可想而知。

　　家住衢州市衢江区长柱乡的吴老四，曾经在衢州机场当过兵。他有一段回忆：

　　第二天，我们当兵的听说美国的轰炸机摔掉了，后来还听说这些飞机是轰炸日本后飞过来的。大家一听都难过死了，花了那么多的人力财力把机场修起来，死伤了那么多的民工和士兵，可最后一架飞机也没有降落下来，就从我们头顶飞过去了！怎么会这样呢？有人说事先美国方面没有和我们联系好，长官还以为飞来的是日本飞机；有人说美国飞机飞来的时机不对，比原定的提早了，也有人说可能有人搞破坏。

　　过了几天，我押车出城。回来时守城的士兵把我们拦住了，大声喝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我们回答是空军十三总站的。陆军士兵大骂起来：“你们十三总站是干什么吃的！修了飞机场又不让飞机降落，摔掉了那么多。你们到底搞什么？”他们骂个不停，我们也不回嘴，开车走了。本来大家都是当兵的，不存在谁怕谁的问题。我们心里本来就难过，再被别人指着鼻子骂，都快抬不起头来了。

　　（郑伟勇：《非常营救——衢州与杜立特突袭行动》）

　　在行动策划阶段，美军更多考虑的是怎样把轰炸机弄到航空母舰上去，怎样保密等等，而忽略了轰炸之后飞到中国的安排。

　　陈纳德无比遗憾地说：“如果他通知了我，飞虎队的地面指挥电台就可能引导大多数空袭队员安全着陆。”

　　在制定轰炸东京计划的时候，杜立特曾经建议与飞虎队协作，但被阿诺德拒绝了。阿诺德不喜欢陈纳德，认为他只是一个雇佣兵，一个“狂想家”，对他在中国取得的战绩视而不见。

　　关于降落地，说法不一，有说衢州，有说处州（今丽水）。而朱利卡上尉所教的用于求救的中国话，竟然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听懂；处理起来其实很简单，在飞离航母前给每个飞行员佩戴上中文胸章或袖章即可，就像后来飞虎队所做的那样。

　　抵达重庆后，一位美军军官对11号机副驾驶肯尼斯·雷迪说，他们一直无法告诉中国人民会有一些美国飞行员飞过来，即使在我们轰炸了东京之后，他们也不能让这件事广为人知。

　　1995年，衢州老报人庄月江认识了从台湾回来的知情人戴铭允先生，向他了解1942年4月18日衢州机场关闭之事。

　　戴铭允说，那天晚上是下雨，但衢州的雨并不大，有警报声，也有飞机声，但这飞机声不同于日本蚊式飞机的声音，而且日本飞机晚上一般不出动。翌日才知道是美国飞机。机场接到的通知，是这些飞机将于19日晨飞抵衢州机场加油。

　　戴铭允与第13航空总站站长陈又超是好朋友，陈曾经告诉他，当时总站官兵凭经验判断不是日本飞机，但没有重庆最高指挥部的命令，即使知道是美国飞机，也不敢擅自开放机场。

　　曾在第13航空总站任工程师的钱南欣回忆说，总站官兵19日凌晨3时许，从收音机里听到轰炸东京的消息。早晨5时，陈又超才接到美机将降落衢州机场的通知，并命令通信、导航、消防、警卫等各部门各就各位，等候美机的到来。

　　据知情人回忆，突袭队的飞机是下午6点前后到达衢州附近的。

　　原金兰司令部参谋阮捷成说，“这天我吃了晚饭，准备休息，这时我听见了防空警报。平时金华也受到日军飞机的轰炸，但都是在白天进行”。

　　吴老四说，“4月18日夜，我们仍旧和往常一样带着灯到机场上去。到了后来，雨越下越大，大家都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把灯遮住不让雨淋湿……就在大家准备等长官下命令回去的时候，天空中传来隐隐约约的飞机马达声。大家仔细听，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没错，是飞机来了！大家一起看总信号灯，可是灯没有亮。转眼飞机已经飞过去了，灯还是没亮”。

　　麻境兴说，“下午6时，发生了空袭警报，我们都在跑警报。天下了一阵雨。约8时左右，听到上面机声隆隆，盘旋不已，飞机越来越多。不久，逐渐减少以至消失。将近10时，听说航委会来电报了，美国空军要在这里机场降落。这时才明白，在空中盘旋的飞机是美国飞机”。

　　杜立特也未将飞机坠毁的责任推给中方。在他和浙西行署秘书赵福基之间曾有一段对话，杜立特说，“亦许他们（衢州机场）没有预备好，因为我们到达较他们想定的时间为早”。杜立特承认，他们手中连一张好一些的中国地图都没有。“已通知史迪威将军，吾等即将于4月20日左右到达衢州。我想他会通知蒋介石将军。”

　　造成15架轰炸机坠毁的主要原因是提前起飞，这一点没有疑问。但提前起飞后未能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问题出在哪里呢？

　　最后一架B-25飞离大黄蜂号航母的时间，为东京9点24分，相当于中国的8点半。按10号机领航员克劳奇的说法，从大黄蜂号航母到遂安上空，他们总共飞行了14小时。就算给舰队10个小时的撤离时间，还有4小时可供信息联络和机场准备。

　　在珍珠港遭到偷袭之后，美国海军十分注意保护海军力量，因此在大黄蜂号航母撤离到安全距离之前，是不会发报的，以免电文被日军截获、破译。但是安全距离到底是多远呢？海军的处理是否过于谨慎，从而导致了灾难？

　　问题会不会出在史迪威身上？史迪威对自己的评价是“不讲理、没耐心、臭脾气、阴沉、疯狂、严厉、不敬、粗俗”。他还是一个彻底的种族主义者，称黑人为“黑鬼”，称德国人为“野蛮人”，称中国人为“布杉佬”，他尤其蔑视日本人，说他就想把那些“罗圈腿的蟑螂”的肠子，绕到亚洲的每一个街灯柱上。

　　史迪威极端瞧不起蒋介石，认为他“在一切军事事务上都是业余等级”。他与委员长一直矛盾不断，直到他被撤换。在收到突袭队提前行动的通报后，史迪威是否及时告知了中方呢？

　　——不仅是史迪威，整个美国军方对蒋介石都抱着不信任的态度，认为他身边有很多汉奸，难以保守秘密。

　　一个例子表明，史迪威对空军的行动，要么带有几分傲慢，要么未领会其急迫性：3月16日，阿诺德发电报要求史迪威“在中国东部机场安排燃油和炸弹补给”，史迪威竟然6天之后才给阿诺德回话。

　　郑伟勇认为，中美第一次联合作战，美国飞机全部坠毁，飞行员或死或伤或被俘，后果十分严重，如果责任在第三战区或第13航空总站，蒋介石会以军法论处。但事实上，不但没有任何人需要担责，相关人员之后还得以升迁：1943年，陈又超升任航空委员会航政处处长，狄志扬先任航空委员会人事处铨叙科科长，后又接替陈又超任第13航空总站站长。

　　位于江西上饶的玉山机场，与衢州机场一样，多次进行扩建。1941年的那次扩建，采用碎石结构，要求将跑道延长1500米，拓宽50米，同时在直线跑道两端构筑了两道保险道。玉山机场的规模虽远不及衢州机场，但也能够备降中型轰炸机。在20个世纪40年代，它是华东地区为数不多的控制在中国军队手中的机场。

　　1938年5月19日，中国空军派出两架战机飞临日本上空，投放了100余万份反战传单，任务完成后，其中的一架——1405号机，曾在玉山机场停留加油。

　　如今，玉山机场已经变成了菜地、树林，甚至杂草丛生。在离机场约2公里的岩瑞镇五里洋村，几排当年的空军营房，在樟树枝叶的掩映下，门窗破碎，蛛网暗结。

　　浙赣战役期间，日军占领玉山，除了将机场周围的民房烧光外，还在跑道等处埋设地雷，将整个机场炸得满目疮痍。

　　五里洋村村支书赵斌就住在机场旁边，他说小时候，机场的这片土地有很多弹坑和壕沟，后来逐渐被村民填平了。前几年，一家广告公司在竖立广告牌的时候，还挖出了一颗日军的炸弹。他听老人说，日军每次轰炸后，跑道上就会留下几十个弹坑。由驻军和当地百姓组成了4支抢修队伍，由保长任组长，每组100人，轮流进行抢修。

　　一位名叫比尔·斯坦的传教士曾经目睹玉山被烧杀的悲惨状况。“玉山曾经是一个满是优良建筑的大型城镇，现在你走过一条条街道，看到的只有废墟。有些地方你走上几英里都找不到没被烧毁的房子。可怜的人们！”

　　这位传教士说，日军如此残忍地对待玉山人民，一是因为玉山机场，二是因为玉山曾经在县长的带领下，举行了“向突击队员戴维·琼斯和罗德尼·威尔德致敬”的活动。

　　日军投降后，玉山机场很快得以修复，而它也曾经无限接近风光的时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蒋介石致电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要求他“通令所属日本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委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的命令”。冈村宁次复电，“请准予本月18日乘飞机至杭州等候尊令再起飞玉山，并请玉山机场派员接见”。

　　然而，玉山遭遇连日暴雨，机场跑道被冲毁，虽经全力抢修，仍未达到降落飞机的要求。

　　8月17日，蒋介石再致电冈村宁次。“南京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将军：……玉山机场目前不能使用，改为芷江机场，何时起飞，另行通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

　　于是，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举办地，由玉山改为湖南芷江。

　　我们听到的好消息是：按照江西省和中国民航局的规划，这里将重建一座通用机场，命名为上饶玉山机场。（周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