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加

　　北京国子监始建于元大德十年（1306年），坐落于北京安定门内国子监街（原名成贤街），与孔庙和雍和宫相邻；其最早名为北平郡学，至今已有七百年的历史，是元、明、清三代的国家最高学府及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祭酒是国子监日常事务的管理者，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校长，担负着教学、管理、礼仪等职责，可谓责任重大。清朝设满、汉祭酒各一人。

　　晚清名臣、同治帝的老师、江苏常熟人翁心存，曾两次担任这个职务。他是道光二年（1822年）二甲进士，历任广东学政、工部尚书、吏部侍郎、大理寺少卿、体仁阁大学士等要职。

　　翁心存第一次任职国子监祭酒是从道光十三年（1833年）四月至道光十五年（1835年）闰六月，第二次任职是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七月至十二月。

　　任职期间，翁心存认真履行考选士子、督促课业的职责，他将考核经过及考核结果记录于日记中，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国子监及祭酒工作的史料，使我们能够看到这位祭酒在工作期间有多勤奋。

　　作为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在育人方面有一套非常严格的考核制度，以保证所培养人才的质量。清代国子监的学生，在每月的十五日要进行“大课”，相当于现在的“月考”。道光十五年（1835年）二月十五日翁心存主持大课，当时参加考试的学生有三百人。这次考试中发生了一起冒领膏火的事件，翁心存在日记中写道：“点名至率性堂内班乌程附监范建中，乃有两名人应名上，因令本堂助教辈诘问，则两人者一为汤世琯（年二十余，无须），一为吴植之（年三十余，有须），皆武进人，来冒领膏火者也。遂照例将范建中之名扣除，永远不准肄业，并将两人申饬逐出。” 这个记载是说，考勤时，监生范建中没有到课，让其他监生替他在点名时应卯，并冒充范建中试图领取膏火银，被查出，结果范建中被除名，冒名顶替者也被驱逐。

　　点名后，翁心存亲自出题测试，亲自批阅卷子。半个月后的三月一日，大课卷发下来了，据翁心存日记记载：“一等二十名，二等一百二十名，三等一百六十名，前列十二名：同道、葛高翯、陶以增、巴扬沙、诸葛槐、谢宝坛、何其盛、孙金诏、赵瑛、何兆瀛、吴化龙、熊少牧。”翁心存对这次考试颇为满意，评价道：“多屡试前茅者，隽材也。”翁心存另一次主持大课是在道光十五年三月十五日，这次考题是由满祭酒善君焘出的。

　　八旗官学生的课业和考核都有严格规定，满族官学生学习清文和翻译，汉族官学生学习经书和时文，蒙古官学生学习蒙古文和翻译。八旗子弟还要兼学步射和骑射。

　　考核有查学和季考，由祭酒负责，不定期视察官学、查验学生课业。道光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正午，翁心存与善君焘一起前往位于圆恩寺胡同的镶黄旗官学舍考核士子，“稍长者分试小讲及翻译，幼者挑背经书”。翁心存对这次考核颇为满意，评价“其中聪俊者数人，背《禹贡》如泻泉，可喜也”。三月十五日，翁心存等人又来到正白旗官学舍考查学生功课。当月，翁心存还参加了春季季考，考查各旗学生，这次由满司业出题。

　　道光二十九年九月初一日，翁心存与满祭酒等人共同主持了八旗官学的秋季季考，这次考试以背书为主，其中“有裕庚者，年甫十二，背诵如澜翻，能属对作文”。对这位学生的优异表现，翁心存很满意。

　　科举考试作为国家的“抡才大典”，自然朝廷非常重视。考生需经历层层筛选才能参加科考，而录科就是在乡试前举行的专门针对国子监生的一种甄别考试。

　　清代规定，国子监生在顺天乡试中被另编为“皿”字号单独录取，且按乡试之例以地区划分为南皿、北皿、中皿，南皿包括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地区的贡监生，北皿包括奉天、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地区的贡监生，中皿包括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地区的贡监生。

　　由于国子监生在顺天乡试中有较高的录取比例，因此有许多外地监生来京城参加顺天乡试。每逢乡试之年，国子监便要分期开始举行录科。录科从每年的四月一日开始，到七月三十日截止，按贡监生的不同身份，分多次录考。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翁心存第二次上任国子监祭酒职务后，首先做的就是各地贡监生的录科工作。七月十一日，翁心存主持各省正途俊秀贡监生考到测试。辰时三刻先行点名，当日考到者二百五十六名，翁心存非常负责，发现其中有两名学生年貌可疑，便再三诘问，最后未发现异常。考卷交上来后，翁心存与其他考官一起批阅，“第一名王彤，第三林寿祺，第四顾复初，末名卫之鹰”。

　　七月二十一日的各直省满汉俊秀录科，翁心存负责监试，此次到者四百五十人。次日翁心存与其他考官共同阅卷，确定名次，“第一名龚元泰，第二湖南张元裕，第三贵州谌端模”。

　　八月一日是录科考试最后的册送日期，当日翁心存与其他考官在彝伦堂批阅前日收到的录科卷十本，确定榜单，造册送顺天府，以备乡试。

　　录科结束后，监生、举子们按时参加了顺天府乡试。翁心存非常关注监生的乡试结果，九月十一日顺天府乡试录取结果出来后，他将相关情况记录到自己的日记里：“浙江蒋元煦，本监录科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