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北京青年报》和北京市档案学会联手推出“抗战就在我身边”系列报道。学会秘书长王兰顺为我们提供了几本由北京档案馆选录的有关档案书籍，如《日本侵华罪行实证——河北、平津地区敌人罪行调查档案选辑》《见证抗战——京津冀档案文献摘选》等。选辑中的字字句句皆来自受害者与证人的亲述，这些带着温度的伤痕，是历史最沉重的叩问。它让我们懂得，悲悯不是沉溺于伤痛，而是以此照亮守护和平的长路。在阅读档案的同时，我们也实地走访了一些档案中提到的地点，在现实的时空中回溯过往，更深切地体悟和平的可贵。

　　与王兰顺一起寻访天坛

　　广盛祥绸缎店的被迫偿债、恒丽号绸缎庄的产业遭劫、索家坟茔地的古树被伐、天坛的驻军与伐树……档案中的每一份陈述、现实中的每一处遗迹，都是日军侵华罪恶的鲜活注脚。它们见证了侵略者对中国商业、文化、民生的全面破坏、摧残。80年过去，这些档案与遗迹依然在提醒我们：铭记历史，自强不息，才能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让曾经的苦难不再重演。

　　广盛祥绸缎店被侵害调查表

　　广盛祥绸缎店：连踢带打强逼还钱

　　地点：大栅栏十九号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一月四日，北京沙滩日本宪兵队本部的宪兵闯入大栅栏十九号的广盛祥绸缎店，以从班禅驻京办事处抄获的债券为由，蛮横要求一次性还清欠款。尽管绸缎店经理何耀鲲反复解释双方已有和解协议，但仍遭殴打，最终无奈含羞忍辱被迫提前还清欠款。

　　档案中，何耀鲲的陈词是这样的：民向（编者注：曾经）在外一区界大栅栏十九号广盛祥绸缎店充当经理。突于民国二十八年一月四日，有北京沙滩日本宪兵队本部宪兵多人前来，出示本铺立与班禅驻京办事处之债券四纸，勒令还钱。查敝号确于民国十八、九年间与班禅驻京办事处处长罗桑楚臣等钱款往来，后以该处长欲提存款，不允扣除货款，致生误会，曾诉讼法院。复于二十七年六月十九日由双方律师作证和解，除当时偿款外，下欠四千元，经双方同意，分四期还清，系按隔半年偿还一千元，并经具呈法院，撤销原案。民当将分期还钱情形说清，讵该（编者注：哪料到）宪兵等不容分说，竟打民三四嘴巴，并用脚踢民腿部。因于含羞忍辱之下，不得已于次日派人将欠款四千元送往该队，即将债券四纸收回。

　　何耀鲲被辱的一幕也落在米市大街二八四号盛华旅馆经理王建阁的眼中，他作为证人，陈述日军罪行如下:民现在内一区分局界米市大街二八四号盛华旅馆充当经理。于民国二十八年一月四日，在前门外大栅栏十九号广盛祥绸缎店内见有北京沙滩日本宪兵队宪兵多人欧(殴）打该铺经理何耀鲲。闻系广盛祥绸缎店于二十七年六月十九日截欠班禅驻京办事处债洋四仟元……该办事处被日宪兵队查抄，此债券落于日宪队手中，因持券勒迫一次偿清，不容何耀鲲理论，即将欧（殴）打。

　　恒丽号绸缎庄请求发还被日军强占房产的呈文

　　恒丽号绸缎庄：先被日军强占强租战后又遭强权搜刮

　　地点：西单北大街4号

　　位于西单北大街4号的恒丽号绸缎庄和广盛祥绸缎店有着相似的遭遇。

　　《见证抗战——京津冀档案文献摘选》中，有恒丽号绸缎庄请求发还被日军强占房产的呈文：

　　恒丽号铺房坐落内二区西单北大街，门牌号四号，向往经理（编者注：曾经经营）绸缎洋货生业，于民国二十八年因营业不振，有整顿之必要，暂告歇业，正值清理未竣之际，适逢七七事变，平市沦陷，恒丽号由此停顿，无机复业。突于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由敌伪警备勒限一夜时间迫令商恒丽号将铺内所存皆物及家具完全搬出，要用空房使用。商在敌伪势力险恶之下，又有警备督催，谁敢抵抗，立时雇工二百余人，连夜搬运，零整货物及家具堆置街头。当时威吓势迫，情形可怕，左右邻居商号无不知其事者。全部腾空即由日寇军队一四00部队交来合同一纸，强令商订立租约，并指定期限一年，每月租金七十元。由是将恒丽号铺房及门脸铁栅栏、铁罩棚与金字匾额陆续改造，全部建筑成日本商店式房屋。商虽是房主无权过问。隐忍七年之久，损失甚巨。今幸抗战胜利，国土光复，商深喜恒丽号复业有望。谁料胜利和平后，平市房屋如往有日本人者，警察局加贴封条。恒丽号亦被粘贴封条，现今日寇虽然搬走，而警察局封条至今未启。商曾剧（当为具）情肯请警察局，终未见启封……

　　恒丽号绸缎庄是同仁堂家族大房的老六乐钧与人一起出资，于1918年6月29日创办的。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九月二十六日夜间，恒丽号绸缎庄突然被敌伪警备署勒令一夜之间，将铺子里的存货、家具物品等完全撤出腾空，说是要使用空房。

　　在威逼恐吓之下，恒丽号绸缎庄只好仓促雇用200多人，连夜搬运零整货物及家具。忙乱之下，毁损的各项器物就达到2043多万元(时价)。搬出来的东西又无处存放，只好堆置街头。

　　在整座院落全部腾空之后，日本一四00部队进驻其中。1945年春季，日本人将恒丽号铺面房的细砖门脸、铁门、铁罩棚、铁栏杆、玻璃门窗及泥金的匾额陆续拆毁，改成简陋的房屋。

　　经过大拆大改，恒丽号绸缎庄的内外部已经与以前的商业铺面迥然不同，无法适于商业使用。乐家在繁华商业区苦心营造的豪华铺面，就这样被日本人糟蹋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恒丽号绸缎庄的股东们于1945年11月24日向北平市政府房产清理委员会递交了呈请，声明自己拥有西单北大街4号前部的铺底权，以及后部的房地产权。

　　就这份档案，王兰顺曾经写过分析文章，文中谈及，1947年1月14日，恒丽号得到了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的通知，到天津洽办领取手续。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评价委员会评估的日本人在铺面院内共增建房屋面积13860平方米，估价法币350.6万元，需要由恒丽号的股东们进行“购领”。恒丽号的股东们自然觉得这样不合情理，因为没有人请日本人添建这些房屋，况且添建的这些房屋不但没有使用价值，还会对营业造成不利影响，所以恒丽号的股东们提出“请责令日寇将改建的房屋拆去，修复原状”的请求。

　　1947年7月26日，恒丽号的股东们又派代表向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发出“据请免价发还日人增建房屋的函”，同时提交了1933年恒丽号股东们在铺号前的合影照片与日本人添建的简陋房屋进行对比，“乞望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俯念恒丽号的艰难，请求当局免价发还恒丽号铺房，以便早日复出营业，解除恒丽号目前的困苦。”

　　1947年11月，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向恒丽号股东乐佑申发出了最后通牒，“……院内日人添建房产13860平方公尺(平方米)，兹经本局估计法币350.6万元，由业主备价承购。限七日内解缴中央银行北平分行A/C九号本局专户，带着汇到银行的回单，来天津第一区长春道二十四号本局三组三科办理手续”。

　　面对当局既定的发民难财的用心，恒丽号绸缎庄的股东们知道，无论怎样据理力争的申辩都无济于事。1947年11月13日，恒丽号的股东们只能按照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提出的价款如数交付到中央银行北平分行。

　　1948年5月，恒丽号铺号得到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的核准发还。恒丽号的股东们在历经了多年的周折后，虽然再次得到了自己的产业，可最终人们也没有听到恒丽号绸缎庄再次复业的消息。

　　索隆海祖遗茔地被敌侵害调查

　　索家坟：祖遗茔地遭破坏

　　地点：西直门外索家坟

　　海淀区东南部，西直门桥以北，有一个叫索家坟的地方，原为清初康熙朝辅政大臣索尼家族墓地，索尼及其子索额图等后裔均葬于此。

　　《日本侵华罪行实证——河北、平津地区敌人罪行调查档案选辑》中的一份档案显示，1944年，有一位名叫索隆海的索氏后人诉告日军侵占了他家的祖遗茔地，档案中详细记录了日军侵占个人资产的时间、经过以及主人遭受的损失。

　　索隆海的陈词是这样的：窃民有祖遗茔地一处，坐落在西直门外大柳树北村六号十七段，管（编者注：管区）内有红柏槐一百余棵，于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被日本盐泽组合主任日人盐泽芳茂迫令献木，强行伐去槐树七棵、红柏四十三棵，共五十棵。虽经领到价款六千零七十六元八毛六分，按该树共值市价七千五百余万元，所受损失甚巨，应由日人赔偿损失。以上所述，全系事实，并无虚伪。如上项敌人罪行，将来可受法庭审判时，余愿居于告诉人或证人之地位。

　　索隆海的祖遗茔地位于西直门外大柳树北村六号十七段，坟地里种有许多古树。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十二月十九日，日本人盐泽芳茂迫令索隆海献木，并强行伐去了50棵树，索隆海虽然领到了6000多元的价款，但按照市价，这些树的价值高达7500余万元。

　　索隆海的祖遗茔地被日军破坏，不仅造成了他的经济损失，更给索家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这片茔地是索家祖先的安息之地，索隆海在档案中明确表示，愿意作为证人将日军的罪行告上法庭。

　　索家坟的名字现在仍然存在，有公交站点及小区沿用其名。

　　关于制止日军锯伐天坛树木的呈文

　　天坛：斋宫被占古树被伐

　　地点：斋宫和内外坛

　　和王兰顺老师到天坛走访时，在斋宫外面，他从档案袋里抽出一张“陆军步兵少佐一木清直”的名片复印件。一木清直是一位日本陆军军官，1937年7月7日，一木指挥部队在卢沟桥附近演习，借口士兵失踪，挑起事端，制造了“卢沟桥事变”，也揭开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序幕。可以说，他是“七七事变”的始作俑者。

　　王兰顺说，一木清直从小受军国主义教育，后来随日军到中国，参加了牟田口的部队，驻扎在丰台、宛平城一带，当时他的职务是陆军少佐。1937年初，宛平县新选出了县长王冷斋。王冷斋要庆祝一下，一木清直和一个炮兵伍长前来庆贺。一进宛平城的城门，他就让炮兵伍长踢着正步往县衙走，当时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还有人觉得这举动莫名其妙。到了“七七事变”时，日本人在沙岗（日军称为一文字山）架起炮，一炮就打到了宛平城的县衙。这时大家才如梦初醒，原来当时那个炮兵伍长踢正步，实际上是在测量距离。

　　另外，在1937年7月7日晚上，一木清直借口手下一个士兵走失，要求进入29军军营搜查，遭到29军的拒绝。实际上，一木清直手下那个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是因为拉肚子离队，在一木清直和29军交涉时已经归队。但一木清直故意扩大事端，以此为借口挑起了“七七事变”。

　　日军侵占宛平城和北平后，部队经广安门进城，就驻扎在天坛斋宫。一木清直的名片上，可见“华北驻屯军丰台支队队长”一行字被划去。王兰顺解释，划去这行字，因为他的这项任务已经完成，名片中间“陆军步兵少佐”的头衔保留着，是他率队驻扎在天坛时的职务。

　　这张名片实际上起到了“文证”的作用，王兰顺说：“外五区的巡官可以拿着这张名片进入天坛和他联络，相当于门证。而这张名片，无疑也是当时侵华日军驻扎并侵占我国名胜古迹的铁证。”

　　翻看《见证抗战——京津冀档案文献摘选》，发现日军还在天坛干过随意砍伐古树的事。北京特别市公署管理坛庙事务所所长车庆麟留下了一份呈报，时间是民国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据天坛管理员报称，昨据林场工头报称，查得前日下午四时，有现住天坛之挪野部队大谷队士兵五人带同中国工役五六名在外坛西南角西村部队范围内，伐倒枯干松树一棵，直径约一尺五寸，高下约一丈五尺，当用汽车运至该队。又于昨日七时，该队兵仍在原处，对近伐去直径一尺二寸上下、高约一丈五尺之枯干松树三棵。因语言不通，恐生误会，未便深拦。二十六日，该队兵又到内坛丹陛桥西北柏树林内，锯伐柏树杈三枝，直径约七寸，两支约四寸，由所长亲自制止，现已停止锯伐。”

　　这份报告说，住在天坛的挪野部队大谷队有5名士兵，带着五六名中国工人，在外坛西南角西村部队的范围内砍倒了一棵枯松树。第二天早上七点，这队士兵又在同一个地方砍伐了3棵枯松树，二十六日，这队士兵又跑到内坛丹陛桥西北的柏树林里，锯了3根柏树枝，一根直径约七寸，另外两根约四寸。因为所长出面制止，他们才停手。

　　这段记录清晰反映了当时日军部队在天坛区域的恶劣行为：从砍伐枯树到锯伐树枝，地点从外坛扩展到内坛，体现出其对中国地方管理的漠视。

　　本版文/记者王勉档案 供图王兰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