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颖

　　复原摹制一件古代服饰的难度在于，虽然古人为我们提供了样衣，但这反而增加了工艺流程的挑战性，因为要尽量分毫不差地还原原有工艺，才能让其重现往日风采。我们团队用了2年时间摹制了2件上海博物馆馆藏的服饰珍品——江西德安宋代周氏墓出土的罗衫和上海明代许乐山墓出土的袍服。从优选纤维、制线染色、还原图案、穿综织造，到对花排料等，一直到剪裁缝制，历经200多道烦琐工序，终于接近古时制衣全流程，还原准确度达到文物原貌的99%，成为国内博物馆界的首次。如今，两件摹制品被陈列于上博东馆新建的“江南造物馆”进门最显眼的位置，无声地展示着宋代顶奢气派与明代江南风华。

　　周氏墓出土的罗衫，距今已有700多年，布料是褐黄色缠枝梅竹纹暗花丝绸。我们从出土墓志中得知，墓主为南宋新太平州通判吴畴之妻、宁国府通判国史溪园先生周应合之女周氏，入葬年代为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随葬器物共408件，其中以服饰和丝织品居多，大量服饰反映出当时的着衣风尚和服饰特点。从形制上来看，此件罗衫属于比较合乎标准的“褙子”款式，飘逸而灵动。虽然出土时保存得相对完好，但由于长年浸泡于棺液之中，罗衫的面料色泽大部分已晕染褪变为黄褐色或驼色。再加上丝绸文物属于丝质有机物，对温湿度要求高，丝缕已经老化且变得十分脆弱。

　　摹制的第一个难点是复原织造深缠枝花卉帛鱼纹“三经绞罗”（三根经丝相互绞转成孔眼的暗花罗，这种工艺几近失传），还要还原剪裁之前的完整门幅的匹料。我们测算出整件罗衫所用三经绞罗裁片共有20多片，每一片纹样皆不相同。怎样实现这种织造工艺呢？我们委托国家级非遗项目云锦的保护责任单位南京云锦研究所，双方研究人员共同探索，对面料上的几万个“交织点”进行数字化分析，历经数月绘制出花形图和意匠图（上织机织造的关键图），甚至重新设计研制适配的织机组件来实现罗料上的暗花纹样。

　　有意思的是，当南京云锦研究所将罗料首次复原打样出来后，我们发现一段时间后它缩小了。原因是“三经绞罗”的弹性和收缩性很好，明显强于二经绞罗。这为我们解开了谜题——之前出土的传统丝绸，往往因为老化而失去弹性，我们无法了解其原有特性。更有意思的是，“三经绞罗”裁剪后并不会毛边而丝线散开，能自动锁住边缘，十分耐磨耐用，这让我们对中国的丝绸工艺有了新的认识。最终我们对这款“三经绞罗”进行了多达6次试织才终于复原出达标的罗料，而我们特制的应用于“三经绞罗”的织机还获得了国家专利，可谓是意外的收获。

　　另一件上海明墓出土的袍服，其款式极有可能是对元代贴里袍服结构的功能性传承和新发展。它外部交领宽袖款式的审美延续了宋时古韵，但腰线以下内摆和开衩的设计，则是延续元代经典款式的内部结构，是元代服饰的功能性优化，下摆非常宽松潇洒，上身又比较贴身紧致。

　　我惊讶于这件袍服体现的立体裁剪概念，它打破了中国传统服饰的平裁，说明这一时期的服装款式已融入了“人体美学”，多少有点立体裁剪的内涵，设计师在设计款式时已经能明确意识到人的肢体伸展活动需要用服装的功能性力学结构进行支撑。穿这件衣服的应该是一名非常高大的男性，并且衣服对他而言是合体而舒适的，穿着它无论是行走还是上马，都很便利。其款式的来源应是一种民族融合——明代人传承了元代人的制衣技术，蒙古族和汉族在朝代更迭之后，在服饰上也有一定程度的融合互鉴。

　　这件明代袍服的面料比较特别。众所周知，丝绸和棉布都是江南特产，棉布是上海松江的重要产业，松江布具有“衣披天下”的美誉。在这件衣服上，两种特色的纤维实现了工艺的优化与融合。也就是说，同一块衣料既用了棉线又用了丝线来织造，如此一来面料就同时具备了棉的纤维吸湿透气的优点和丝绸的亲肤柔滑和光鲜亮丽特点。这一面料叫“丝布”或“云布”，也是上海松江的特产，尤为适合南方气候，穿在身上吸湿透气。同时，蚕丝特有的柔美华贵的丝光使袍服上的黄色花纹在光照之下烁烁闪动，犹如黄金闪耀。

　　这件袍服丝布的纹样是明代非常有代表性的朵梅纹，是文人学士经常会用的一种家居服面料。面料上的花朵虽然看上去是一种循环设计，其实上下相邻两行花朵之间呈侧向对角的呼应关系。这也显示出明代人生活中的美学意识，花卉的循环，是一种流动的优雅，是简单中的不凡。我们刚开始摹织时并没注意到这一甚为微小的差异，织出的样品略显呆板，再次精细核对意匠图和原文物时，才豁然开朗。细微处的改进，一下子凸显了独特又别样的艺术效果。而这种“慢工出细活”的非遗技艺，恰恰是现代机械化生产所无法替代的。

　　出了纹样意味着成功的第一步，摹织丝布这种丝、棉混织的面料也属国内首次尝试。其实，织造这类丝棉混合织物在古时实属困难，而今天复原也非易事。首先，棉和丝的纤维特性不同，前者是棉花而后者是蚕丝，两种不同材质具备不同的保水和缩水率，在织造的过程中都需要进行测算和放量，以此确保最后的成品稳定，不会卷边或皱缩。因为后续制衣过程中需要用到拉伸或熨烫等操作，这些都会影响到成衣的品质。此外，袍服的裁剪图的分析和推定非常复杂，连身衣片、里外襟和内衩等都有着特定的规格和拼对，缝合位置当十分明确精准。

　　这件明代袍服的穿着贴体性，比之我们熟悉的清代服装更为舒适，也更适配人走路或者奔跑的姿势。而它的上半身更是线条流畅优美，从领襟到前胸都有贴合胸部的弧面结构，所以摹制品完成之后，我们也特制了人体模特作为内撑，来展示衣服的着装体态。

　　复原古代丝织品绝非简单“照葫芦画瓢”，而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古人早已设计好答案，指引今人在断裂的技艺链条中寻找蛛丝马迹。正如一位观众所言：“站在复原品前，仿佛能触摸到古人的体温。”

　　当这两件复制品被陈列在展厅时，绝大多数参观者无法察觉各种细微之处，但对于文物研究工作者而言，这些细节至关重要。我们的工艺复原就好像对古代书画的摹刻，比如明朝的人临摹宋朝的书法，我们能从中感受到原作的精神和韵味，也可以感受到临摹者的生命力。同样地，我们做的虽然只是仿制品，但每一次“寻踪”，都是以此传承和延续。

　　这是文博与非遗的共生实践，更是文明传承的现代实验。它证明传统文化并非博物馆中凝固的标本，而是可以通过科学复原与创新转化重焕生机的活水。文物是非遗的“历史说明书”，非遗是文物的“活态翻译官”。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的交汇处，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中华文明的过去，更是其走向未来的无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