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鹏

　　翻开《忻州地区志》，1939年大事记，两行字跳入眼帘：“春，以电影明星陈波儿为团长的‘华北妇女儿童考察团’一行5人到晋察冀边区崞县、五台等地参观访问。”呵，那个演《桃李劫》、唱《毕业歌》的陈波儿，是以怎样的姿态，行进在烽火连天的太行山上！

　　陈波儿是广东潮州人，年幼时剪辫离家，曾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师范部学习，结识彭湃，受到革命的影响。在上海，听过鲁迅先生讲课。她娇小、聪慧、美丽，风采照人，极具明星范儿的剧照、生活照，穿越时空，依旧夺目。

　　志书两行字，倏然掀开了一幕历史的画卷，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口。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的第一个驻扎地就在五台县南茹村。日军曾调集5万兵力，分25路围攻晋察冀边区的五台等地。1939年1月，根据组织决定，陈波儿率领妇女儿童考察团，从延安出发，到晋西北，过了滹沱河到晋东北、晋察冀，再到晋东南、晋南，历时1年3个月，谱写了她生命中又一精彩篇章。

　　1939年4月25日，陈波儿给在重庆的史良、沈兹九去信，介绍了考察见闻和工作情况。“在晋西北宁武曾寄过一封信，这封信能否到达您们的面前，尚是问题，因为这封信刚付邮的时候，敌人对晋西北的进攻更加紧了，静乐、岚县在这时候相继失陷，因此，我们需要把那封信再简略地重复一下。”

　　在上海期间，陈波儿就与史良、沈兹九携手奋战。在党的领导下，在宋庆龄、何香凝支持下，她们和胡子婴等人成立“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参加“全国各界抗日救国会”。她还加入中国电影界、话剧界救亡协会，参演了话剧《保卫卢沟桥》、电影《八百壮士》。

　　她在信中说：“我们准备走遍整个北战区，去搜集一些材料，反映到后方，广播到国际，同时，对战区里的妇女儿童，作一番深刻的了解，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中，把全中华民族的妇女儿童都紧紧地联系起来。”考察期间，她们写了许多报告，寄到后方，在报刊上发表。一路上，她多次演讲，不拿稿子，洪亮生动，热烈真挚，极受群众欢迎。

　　“在晋西北我们的计划是工作一个月……然而，当我们才走过4个县份的时候，敌人的进攻把我们的路线切断了。”在宁武、崞县（原平）、五台等地，有时不得不靠吃杨树叶子度日，但她每天被战火中的军民感动着。在五台县参加“晋察冀妇女抗日救国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后，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她们朴质，她们敦厚，她们热情……”“她们那种劳动妇女干部的风度，衬出了我们自己的渺小。”

　　陈波儿写给史良、沈兹九的这封信，4个月后才到了重庆。沈兹九在其任主编的《妇女生活》第八卷第一期发表，题为《陈波儿从战地的来信》。

　　这封信发表半年后，考察团才回到重庆。《新华日报》记者立即采访“脸色变得又红又黑，带着仆仆风尘”的陈波儿，发表了访谈《妇女儿童的新天地》。陈波儿说：“去敌区工作的妇女干部，每个人身上带着手榴弹，如今，每个工作人员就是战斗员啊！”“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婆婆眯着老花眼天天缝鞋底，人家问她干吗这样勤快，她说：‘鞋子跑上山去，等于我们自己上山去杀鬼子啊！’”

　　考察团的一个工作方法，就是把甲地的长处带到乙地，到了丙地，又把甲乙两地的优点一起搬出来，工作经验与教训的积累一方面帮助各地开展工作，同时也教育了考察团自身。她们教群众识字、唱歌，组织剧团、指导拍戏。她们积极支前，并收集整理那些不怕牺牲、英勇杀敌的英雄事迹。她们通过通信、著文、演讲，使大后方人民进一步了解根据地抗日斗争、民主建设、教育文化以及妇女参政参战等情况，并深受鼓舞。

　　陈波儿从重庆回到了延安，6年后赴东北，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到中央电影局任职，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从上海滩到太行山，从明星到战士，陈波儿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信仰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