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东

　　不乏有人认为，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达到顶峰之后，艺术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后期他身上的布道者战胜了艺术家，不再有“艺术性”了。但这不是事实，至少对“艺术性”极为坚持的纳博科夫，就将托尔斯泰1886年创作的《伊凡·伊里奇之死》视为作家“最具有艺术性、最完美、最成功的作品”。

　　事实上，托尔斯泰晚期作品达到了更高的精神境界，需要进一步理解。最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资深翻译家白嗣宏翻译的《光在黑暗中发亮：托尔斯泰戏剧集》，托尔斯泰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新译单行本也将于近日出版。为更好地理解它们，有必要对托尔斯泰晚年思想进行“深描”。

　　1870年代末，托尔斯泰经历了一场思想-道德危机，这场危机与对死亡的恐惧有关。这成为他创作的转折点。《伊凡·伊里奇之死》结尾写道：

　　他寻找以前所习惯的对死亡的那种恐惧，却没有找到，“在哪里呢？什么死亡？”没有恐惧是因为他找不到死亡。

　　相反，他找到的是光。

　　“原来这就是它了！”他突然大声喊道，“多么快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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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尔斯泰的晚年思想或可视为一个“追光”的过程。这个过程经常被视为他信仰的证明，也很容易让人想起他晚期戏剧的名字：《光在黑暗中发亮》。然而，托尔斯泰晚年追到的“光”究竟是什么，依然是有争论的。

　　《伊凡·伊里奇之死》的主人公因为死亡临近而产生了顿悟。它仿佛是说，死亡就意味着一种终结，人生的意义在于，在此在的生命中奋力做出有价值的、利他的事情，这便是“好的”“幸福的”。

　　这是一种道德伦理取向，可以通过两位大思想家与托尔斯泰的关系去理解。

　　首先是法国思想家卢梭。通过卢梭，我们可以看到缠绕在托尔斯泰作品中的文明和自然的二元对立模式。启蒙思想将包括各种基于计算理性、经济理性上的利己主义抬高，认为这是“高的事物”；卢梭更新了这种观点，他揭示出过去被贬低为最“低”的，即身体的、激情的、感性的部分，为它们正名，说它们才是原始的“自然善好”，从而完成了一种反转的人道主义，即生命的意义不是为了“高的”自我去超越低级的自我，而是相反，是为了防止文明进程中人的“自然善好”被败坏、扭曲、异化。

　　也应当从这一角度去理解卢梭的《论科学和文艺》：卢梭不是要取消文艺，而是构想一种早期的现代性批判。在他看来，文艺实践是一种享乐，总是伴随着虚荣心带来一种优越感、一种不必要的欲望的满足，而真正的、自然的朴素情感的满足却被忽视了，从而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道德问题：文艺成为了特权阶层的特需品。

　　通过这个思路，我们似乎也能觉察到托尔斯泰在《论艺术》中究竟为何将莎士比亚如此贬低的原因，因为莎士比亚正代表了一种“高眉”。托尔斯泰说，“善与美之间绝对没有任何共同点”。艺术致命的吸引力使艺术脱离善——因此，“审美愉悦是一种低级享受。”在对艺术的批判中，托尔斯泰让一切服从于善的理念。同样，我们似乎也能理解托尔斯泰为何也贬低自己的作品，因为这时文艺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伦理问题，在道德之重面前，“文艺”变得很轻。

　　叔本华是托尔斯泰思想体系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思考死亡让托尔斯泰极其痛苦，甚至有自杀的倾向。写完《战争与和平》不久，托尔斯泰就接触了叔本华著作，随即他就宣布叔本华为最伟大的天才。或者可以这样理解，叔本华思想中的印度教、佛教等东方维度，与托尔斯泰十分契合。

　　首先是他书中关于人生空无，有着印度教和佛教底色的思想，令托尔斯泰产生了很大的共鸣。另一方面，叔本华《关于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句话就说，世界是表象，这就是说，世界是不真实的，只是“摩耶之幕”为我们幻化出来的。托尔斯泰甚为认同，但这种认同可能也因为这佐证了他自己的思想：那些信誓旦旦声称自己掌握了历史真相的大人物实际上一无所知，他们宣称的不过是谎言，是扭曲的，不自然的。

　　然而，什么是“真”的？如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他的信仰吗？但是，这个“信仰”究竟是什么，是一个大问题。众所周知，托尔斯泰被教会革出教门有很多正当理由：他自己撰写了福音书，否认了福音书中所有的奇迹。也就是说，他否认从死里复活。托尔斯泰说复活，其实只是借用了宗教里复活的概念。尽管伊凡·伊里奇说“再也不会有死亡了”，但与其说它是“真的”信仰，倒不如说更接近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

　　和卢梭一样，托尔斯泰也写《忏悔录》。在《忏悔录》中，我们看到托尔斯泰论证信仰的过程。他知道康德已经证明了，去证明上帝是不可能的，但他依然去寻找，他将最高存在等同于生命，等同于生活。然而，这只是一种关于生命的神秘学说。

　　关于他的这种思路，美国古典学家弗洛姆认为，《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的“顿悟”与卢梭《爱弥儿》中“萨瓦省代理本堂神父的信仰自白”所写的神父的心路历程如出一辙。他们找到的是一种自然宗教的神，而不是启示宗教的神。在托尔斯泰那里，这种信仰其实是一种伦理学，而且是一种说一不二的伦理学，它还要改造科学和哲学，让它们都服从伦理学；至于文学艺术，当然就更加必须“道德至上”了。于是我们也难免怀疑，这种“泛道德论”将道德理想置于无限崇高的位置，对其他所有生活领域方面来说，是否同时也导致了某种专断？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鲜少有人质疑这种道德理想的真诚。诚如瓦西里·先科夫斯基所认为的那样，正是道德激情令托尔斯泰作品有一种真诚的、极为罕见的表现力，这种表现力是从真正的和无条件的善中生发出来的，这种魅力在谁身上也不像在托尔斯泰身上那样深刻。

　　如此，我们再打开托尔斯泰晚期作品的时候，一些迷惑似乎能够得到解释。

　　《光在黑暗中发亮》是比较完整的托尔斯泰晚期“出走”思想以及他的家庭生活的镜像。只不过，他要在20年后的1911年，才完成这场真正的出走，圆满自己的人生，也实现了自己的“好的”、有意义的人生。剧本在作家在世的时候并未演出，甚至没有写完（只有四幕），剧中折射的就是托尔斯泰本人的家庭危机，即他与妻子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的深刻矛盾。不同的只是，生活中的冲突是雷暴大雨，剧中矛盾只能算秋雨绵绵。

　　主人公尼古拉·萨伦采夫与家庭之间有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不是婚姻爱情内部的矛盾，而是他“止于至善”的信仰追求，与家庭制度之间必然的冲突。如果他坚持对真理的抵达，就必然会放弃尘世的快乐，不然的话，那就只是一种口头上的叶公好龙而已，是虚伪的，而虚伪、伪善是托尔斯泰毕生最痛恨的敌人。至于抛家弃子这样的做法，在没有达到同等境界的人看来不仅无法理解，而且是自私，极度的没有责任感——这也是作为思想家的托尔斯泰不可能为一般读者所理解，甚至遭到中伤、诽谤之处。

　　托尔斯泰追求的是至善，没有这种“至善”，生活对他来说就失去了意义。而这个世界中大多数人追求的崇高之物，包括人们认为的家庭婚姻幸福以及教会解释的教义，都是无意义的，因为它们和“真理”无关。那么真理又是什么呢？真理是“光”。《光在黑暗中发亮》的主人公说：“……人们希望团结一致，因此想出种种团结的手段，却忽视了一个毫无疑问的团结手段——追求真理。就好像人们站在一座大房子里，光线从房顶中央照射下来。人们不是全体走向亮光，而是尽量在各个角落里聚集成一小堆一小堆。如果全体走向亮光，即使没有想到团结，却团结在一起了”。

　　这部戏是“五幕正剧”，但我们只看到第四幕的落幕。此时，萨伦采夫向上帝呼告：“难道我错了，错在我信仰你？天父啊，帮助我吧！”如果有最后一幕，会是怎样的？不过，20年后托尔斯泰的出走，就是最生动的第五幕吧。

　　短篇小说《趁有光，在光中走》写于1887年。故事讲述了古罗马时期两个好朋友从少年时代到老年的经历。潘菲里生活在真正的信徒中，晚年备受尊敬，尤里出身富贵，直到晚年他才决定去找寻信仰，去葡萄园干活。正当他为自己的衰老伤心之时，一个老人对他说，导师已经说过了：“趁有光，你们在光中走，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人认识到自己的罪就是忏悔了，忏悔了就是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在这里，发现自己的“真实面目”，是最重要的。

　　托尔斯泰的信仰是带有神秘性的，有着理性主义的特征。他追随着“光”，但是，“光”究竟是什么？又仿佛只有我们自己去“体悟”。他告诉我们，要通过信仰寻求人生的意义，不过，这种信仰总是体现为一种美学伦理学，这种美学伦理学是建立在对“自然”的和道德的深思之上的。对于现代性各种症候来说，托尔斯泰是否为20乃至21世纪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依然是一个争议重重的问题。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