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明奇

　　李渔，号笠翁，以号行世，世人称其为“李笠翁”。他有文集《一家言》，颇具特色；小说戏剧作品有《无声戏》《十二楼》《笠翁十种曲》，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戏剧理论著作《闲情偶寄·词曲部》系统构建中国古代戏剧美学的完整体系，从世界范围看也是一部颇具特色的杰出理论著作。

　　作为明末清初的通俗文学家与美学家，李渔多才多艺，不仅在园林美学、生活美学等方面颇有造诣，还创办书坊、经营出版，组建家庭戏班四处演出，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现代文化产业的“先行者”。

　　鲁迅在《从帮忙到扯淡》一文中写道：“例如李渔的《一家言》，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李渔一生确有不少“帮闲”行径，这一点他本人也不否认。在《多丽·过子陵钓台》中，他就忏悔自己“终日抽风”“面目堪憎”。

　　不过，与很多人相似，人格与思想不会只有一个维度。就李渔的本真人格而言，正如他所自称的“我性本疏纵”“外卑而内崇”。如果进行全面深入地观察，我们就会发现李渔具有不同凡响的社会批判精神，有着很不“帮闲”的一面。

　　以诗歌论，李渔在明末清初易代之际写过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其中，《甲申纪乱》《避兵行》《婺城行吊胡仲衍中翰》《甲申避乱》《乙酉除夕》《丙戌除夜》及《薙发二首》等，对彼时的社会生态作了真实记录。比如，《甲申纪乱》一诗就描写了明朝官兵与流贼在浙东疯狂“抢攘”的状况。清军入关后颁布“薙发令”，李渔对此极为反感，撰《薙发二首》，直言“遍寻无复簪花处，一笑揉残委道旁”。李渔的这些诗歌确乎殆同杜甫写安史之乱时的诗作那样“感愤杂悲凄”，且富于实录精神，展露批判锋芒，亦堪称“诗史”。

　　不仅限于此，李渔对彼时愚昧的社会风俗也有所抨击，以《不登高赋》和《回煞辩》为代表。所谓“回煞”，说的是人离世后化作凶神恶煞，于某日回家，活人当举家徙宅，以趋吉避凶。这是因“殷俗尚鬼”而形成的一种迷信，但当时兰溪乡民奉之若神。李渔对此严加痛斥，直言“怪善俗之无人，听举世之迷津”。这些富于人文启蒙精神的文字，显示了“好与古战，不安其愚”的思想风采。

　　颇为可贵的是，李渔对待“圣贤”也持有比较客观的态度。他在诗作中勇敢地写道：“圣贤不无过，至愚亦有慧。”在《论唐太宗以弓矢、建屋喻治道》中，他更是进一步阐述“天下之名理无穷，圣贤之论述有限”的道理，并在《闲情偶寄》中坦言“《四书》之文犹不可尽法，况《西厢》之为词曲乎”，提醒世人不可死守教条。

　　惟是之故，李渔固然有“帮闲”的一面，却又不是简单的“帮闲”；他有的也不只是文采，还有不同寻常的思想与精神。“言人所不能言，言人所不敢言”，正是他特别值得一记的地方。

　　（作者为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