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既非仅仅从《四书》《五经》中出题，考官亦非仅凭考生写作“八股文”的表现而决定录取与否

　　■耿勇 展龙

　　提及明清科举，很多人脑海里最先浮现的可能是“八股取士”四个字。这种将明清科举与“八股取士”画上等号的观念暗含两层意思：一是以为科举考试“全从儒家的《四书》《五经》中出题”，二是“八股文”水平高低是决定考生能否中试的唯一因素。但揆诸史实可以发现，明代科举取士具有多面向的“虚实”空间，“八股取士”并不足以概括其整体面貌。

　　“八股文”占三分之一

　　明代，科举体系自下至上分为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庶吉士考选五个层级。其中，科考是各地提学官为甄选具备乡试入场资格者而举行的考试，对象以今人较为熟知的生员或秀才为主。由于科考的目的是为乡试筛选应试人员，故试题数量少于乡试，但试题类型与乡试大体保持一致。万历三十九年，礼部规定：各地科考试题，除《四书》义两道、《五经》义各一道外，“论、策、表必兼出”。也就是说，参加科考的士子不仅要应答测验“八股文”技巧的经义，还需应答论、策、表等题型。

　　对于想要蟾宫折桂的考生而言，最重要的是乡试和会试。明代，乡试中式的举人开始成为一项终身功名，不仅可以连续参加会试，而且具备出仕为官的资格；会试录取的士子，则基本上不会被之后的殿试黜落。据洪武十七年《科举程式》，乡试、会试每三年一次，乡试于八月举行，会试于次年二月举行，试题的类型和数量相同。考试均分三个场次举行：第一场，考《四书》义三道、《五经》义四道；第二场，考论一道、判五道，另由考生从诏、诰、章、表内自由选择一道；第三场，则是经、史、时务策五道。

　　《四书》义、《五经》义考查的自然是士子对于儒家经典的记忆、理解，以及“八股文”的写作水平。第二场的试题类型较为多元，主要考察对性理和政治伦理的理解，以及测验对《大明律》等法律知识的掌握，而诏、诰、表、章重在进一步考察文学修辞和公文写作水平。第三场的策问，目的是考察士子对经学、历史和时务知识的记忆与理解。可见，“八股”所依凭的《四书》义、《五经》义，尽管因地位重要而放在首场，但仅占整体的三分之一而已。

　　至于名义上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主要是分为一、二、三甲，以示新科进士皆为天子门生。由于殿试时间仅有一日，且一般须在考试结束后两三天内公示结果，故试题仅有时务策一道，“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永乐以后，明代开始在殿试二、三甲新科进士内选拔“文学优等”为翰林院庶吉士，作为高级官僚的储备人才。据载，在参加考试前，新科进士还需呈交平日所作文章，体裁为“论、策、诗、赋、序、纪”，也没有包括以“八股”格套写作的经义。

　　特别留意后场答卷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科举考试的试题类型较多，涉及的知识范围比较广泛，考生逐渐倾向于将主要精力放在知识量相对较少、答题格式套路化的《四书》义、《五经》义上面。加之随着投身科举的人越来越多，负责乡试、会试阅卷工作的考官却未见显著增多，阅卷时间也未适当延长，故考官更倾向于依赖最早看到的第一场《四书》义、《五经》义答卷来进行取舍。在此大背景下，明代中期开始，批评科举过于偏重经义答卷，忽视论、策成绩的声音此起彼伏。最具代表性的当为成化十一年探花王鏊之言：“主司所重，惟在经义；士子所习，亦惟经义。”

　　科举考试显露出的这一倾向，既不利于引导士子在日常学习中留心实学，也不利于国家经由科举途径选拔出具备综合才能的官员，亦有悖于科举“三场匀称，方许中式”的基本原则。从嘉靖开始，官方多次颁发命令，要求提学官和考官在阅卷、录取时需综合衡量各类答卷的成绩，不能单凭“八股文”水平就作出决定。嘉靖十二年，礼部明确规定：在筛选乡试入试资格的科考中，“不熟三场初学之士”不得录取。这意味着，如果考生只会写作“八股文”，不能应答第二、三场论和表、策等试题，就无法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至于更高级别的乡试、会试，官方也连番要求考官阅卷、录取必须“参取后场，以采实学”，将“八股文”之外的论、策成绩作为考量录取与否的重要因素。

　　隆庆元年，礼部对乡试、会试的阅卷程序进行大幅度调整，确立了后场“分房互阅”原则。此刻的明代科举，考生需从《易》《诗》《尚书》《礼记》《春秋》五部经书中选择一种作为“本经”，考官也分为不同经房，各经房考官负责评阅某一本经考生三个场次的答卷。明人高仪曾说：“三场以一人总阅，势必偏重初场。”有鉴于此，礼部题准，此后乡试、会试，第一场《四书》义、《五经》义考卷交付各自本经的考官，第二、三场的论、表、策等其他考卷则交由其他考官评阅。最后，由主考根据三个场次答卷的名次，决定考生的录取结果。

　　万历四十年乡试举行前，礼部进一步强调“后场果博雅过人，即前场稍未纯，亦当简拔”，意即假若考生第二、三场论、表、策答卷表现优异，即使第一场的“八股文”略显逊色，也应当录取。崇祯六年，礼部尚书黄汝良题请，考官评阅试卷过程中需特别留意考生后场答卷表现，倘若发现考生通晓天文、地理、兵农、屯盐、鼓铸、律令、河渠等时务知识，即使“前场平平”，也应该予以录取。

　　涉猎法律、时务知识

　　有人可能会问：在科举考试实际运作过程中，不仅凭“八股”而录取士子的原则是否真正得以体现呢？姑且以崇祯三年湖广乡试同考官徐开禧、崇祯四年会试同考官陈仁锡的记载为例，略为申述。

　　崇祯三年八月，南北直隶、十三省循例举行乡试，湖广临武知县徐开禧被聘为该省乡试《春秋》房同考官。考试结束后，徐氏将其参与这次乡试阅卷的经历汇辑为《楚闱类记》。该书记载，徐氏于八月初六进入考场，初九、十二、十五分别举行第一、二、三场考试。

　　十三日，徐开禧开始阅卷。当天评阅首场试卷60份，取中正卷4份，编号是“列十三”“霜十四”“月二”“月十八”（备卷2份，编号为“月八”“列十七”）。十四日，评阅试卷115份，取中正卷2份，编号是“代十七”“余十四”（备卷3份，编号为“月十七”“余三”“冈十九”）。十五日，评阅试卷44份，未取中正卷、备卷。十六日开始，徐开禧开始评阅送入内帘的第二、三场试卷，并将三场正卷、备卷悉数呈交给正、副主考，评定正式的录取名单。最后，徐开禧负责的《春秋》房录取七人，编号分别是“列十三”“霜十四”“月二”“月八”“余十四”“月十七”“代十七”。

　　其中，编号为“月八”“月十七”的第一场“八股文”并不是很出色。但两人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依靠的就是第二、三场考试的出色表现。据徐开禧记载，“月八”考生第一场“八股文”成绩被列入备卷，至其三个场次的考卷全部交至主考后，主考“翻二、三场，晓畅古今，是由本末之士也”，因而决定录取。其他5名首场取中的考生，他们的第二、三场的考卷同样不俗，如“霜十四”卷“前后场宏博奇伟，居然有名家之致”。

　　这样的录取原则，同样反映在接下来崇祯四年举行的会试中。在各省乡试结束之后，来自四面八方的举人陆续汇聚北京，参加由礼部举行的会试。该科会试，翰林院侍讲陈仁锡被任命为《春秋》房的同考官。据《陈太史无梦园初集·春秋同门稿序》载，陈仁锡负责的《春秋》房取中26名士子，10人的第二场论、表成绩优异，4人在第三场策问中表现出色，依靠第一场“八股文”的成绩而被最终取中的仅有12人。

　　总之，通过考试方式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无疑是中国古代对政治运作、社会结构、知识传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项制度设计。至少就明代而言，科举既非仅仅从《四书》《五经》中出题，考官亦非仅凭考生写作“八股文”的表现而决定录取与否。与之相呼应，明代考生不仅需研读《四书》《五经》，也要涉猎历史、文学、法律、时务等不同类别的知识。

　　（作者分别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助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