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伟民

　　在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中，城市是文明的重要标识。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课题规划里，作为迄今考古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城址，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十分重要。

　　城头山遗址位于洞庭湖西北澧阳平原，遗址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正式进行考古发掘始于1991年冬季，通过对遗址西南城墙的解剖，证明城头山古城的筑造年代为距今4800年前的屈家岭文化时期，是当时全国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城市，被评为199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城头山的原始地貌是澧阳平原之上一处山前低矮岗地，距西部山地仅数千米，澧水支流澹水从岗地南侧流过。在距今6800年左右的汤家岗文化时期，这里即出现了定居聚落。选择在这样一处平原之上的山前临河岗地，在当时的自然环境下，实乃最佳位置。汤家岗文化的人们开掘了围绕聚落的环壕，又在环壕之外的东部开辟了稻田。稻田为长方形，面积不小于180平方米，有田埂和灌溉设施，已呈现出成熟的稻作农业特点。聚落内部也有明显规划，墓地、居住区分成不同的空间，为后来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汤家岗文化聚落发展数百年之后，大约在距今6300—6100年间，开始了有计划地持续筑造城池。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通过持续的田野考古工作，发现了距今6500年左右的水稻田，确立了长江中游史前稻作农业社会复杂化的基本路径，还有距今6300—6100年前的大溪文化的早期城墙，城头山遗址因而于1997年再一次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考古发掘过去了20多年，城头山仍然是长江流域乃至中国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城。考古揭示这座城有过4次筑造。最早筑城的年代为距今6300—6100年前的大溪文化早期。城的面积约6万平方米，仅南部有一条陆路通道，其他三面为城壕环绕，南部通道边还有特意开挖的人工河与澹水连通。人工河近城的港湾内发现了木桨、木构件、陶器、芦席等，暗示这是一个与外界交往的主要通道。

　　城的出现，改变了原来的聚落结构：早先水稻田被废弃，稻田之外开挖出了城壕，开掘城壕的土就堆筑在原来稻田之上，形成墙体。城东发现了祭坛、祭祀坑等遗迹，这些遗迹分布在城墙内侧，同样叠压着原来汤家岗文化时期的地面。后来，祭坛上埋了高等级墓葬，周围还有不少贫民墓，墓葬年代距今大约6000年。城内空间规划由此更新，城东是墓葬区，城中位置则是居住区，居住区的北侧是制陶作坊区。城外是稻田片区，在这个片区内还发现多处小型聚落。

　　经过三次筑城，最后形成的城市，通过现代测量技术可知：护城河外坡以内面积15万平方米，城圈外圈以内8.8万平方米，城圈内圈以内6.5万平方米。城头山城市结构布局的重大改变发生在第三次筑城以后，原来城东墓葬区被废弃，成为普通居民区。城内北部新开辟成墓地。高等级建筑区集中在城中靠西的地点。城内还铺筑了道路，由东到西直通大型公共建筑。社会在一个全新的理念下被重新构建和组织，迎来了城头山的鼎盛时代，使其成为澧阳平原乃至洞庭湖区的中心城市。

　　既为城市，就应具有城和市的功能。城头山城市具有众多人口，密集的居住、发达的制陶手工业和先进的社会组织管理能力，具备了区域中心的地位，也应当是资源财富集散地和信息物流中心。所谓“日中而市”“五十里有市”的记载或许正是史前社会商品经济的映射。城头山遗址出土的遗物中，有来自中原庙底沟文化的“西阴纹”彩陶钵，长江下游的玛瑙璜，皖江一带的单把彩陶杯、绿松石，海岱地区的高圈足镂孔浅盘陶豆，说明已经存在远距离产品交流，复杂社会特征明显。

　　成熟的稻作农业是城头山聚落发展壮大的基础。城头山最早的城墙直接叠压在汤家岗文化的稻田之上，如果城市是文明的重要标识，那么城头山文明就是从稻田里长出来的。城头山作为长江流域最古老的城市，是长江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引领了长江早期文明发展的方向。继城头山之后，长江流域数十座城市次第涌现，进而引发中国文明进程的史前城市化浪潮。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