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华

　　什刹海以东、钟鼓楼西侧，有一条与钟鼓楼大致平行的旧鼓楼大街。旧鼓楼大街与明清以来耸立数百年的鼓楼并不相邻，何以命名为旧鼓楼大街？所谓的“旧鼓楼”，又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呢？

　　清末北京地图中的旧鼓楼大街

　　前人推测“旧鼓楼”为元大都鼓楼

　　作为重要的礼仪建筑，钟鼓楼在中国古代城市生活中具有标志性意义，产生了多方面的社会影响。前人曾根据北京民间沿用的“旧鼓楼大街”地名，推测所谓的“旧鼓楼”，当为建于元大都中心位置的元代鼓楼。

　　这一说法，由民国年间的蒙古族学者奉宽先生在1926年最早提出。他在《燕京故城考》中推测，元大都中心阁以西的元代鼓楼，又名齐政楼，“应在今鼓楼之西，旧鼓楼大街南口外”，却未给出具体的依据（《燕京学报》第5期）。十年之后，以研究古都历史文物著称的朱偰先生，则在《元大都宫殿图考》一书中给出了初步推论，称“今鼓楼之西，有旧鼓楼街……可见元时之钟鼓楼，较今钟鼓楼偏西”，也就是将“旧鼓楼街”的地名，视为推断元代钟鼓楼位置的主要依据。到1960年，王璞子先生也在文中就“旧鼓楼大街”地名与元代鼓楼之间的逻辑关系，做了明确阐述。他指出，明清时期重建的钟鼓楼，“已较元（钟鼓）楼为偏东，征以今旧鼓楼大街位置可知。元时鼓楼在（旧鼓楼大）街南口一带，钟楼又在鼓楼正北，必在大街以内。顾名思义，当初若非有钟鼓楼位在其地，街名也无由而起。明永乐营北京，大内位置，稍向东移，钟鼓楼随之改迁，故至今犹留有旧鼓楼大街之名。”（《元大都城平面规划述略》，《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总2期）

　　经过以上学者反复肯定，这一推论逐渐得到史学界与文物学界的认可，在相关论文与著述中引为“定论”。其著者，如元大都考古队完成的考古报告、国家文物局主持编纂的工具书，以及赵正之、陈高华、徐苹芳、侯仁之等著名学者发表的著述与论文，均沿用北京旧鼓楼大街上的“旧鼓楼”为元代鼓楼的说法。根据旧鼓楼大街地名来推断元大都鼓楼位置的观点，历久相传，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与社会影响。

　　与《析津志》记载相矛盾

　　也有学者注意到，元代鼓楼位于旧鼓楼大街上的既有推论，与元人所撰《析津志》等原始文献的记载相矛盾。从事北京历史文献研究的王灿炽先生，专门撰写了《元大都钟鼓楼考》进行讨论。他通过详细梳理《析津志》的记载，指出元大都鼓楼与明清的鼓楼先后相沿，元代鼓楼的旧址，“既不在今旧鼓楼大街南口，也不在今旧鼓楼大街西清虚观旧址附近”，而是位于大都宫城的北中轴线上，也就是明清以后沿用至今的鼓楼所在地。（《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4期）

　　查考《析津志》涉及元代鼓楼位置的记载，有两处最为重要。其一称大都府治、巡警院、崇仁倒钞库之西为中心阁，“阁之西，齐政楼也，更鼓谯楼。楼之正北，乃钟楼也”。这段话表明，元代的齐政楼即大都鼓楼，其东有中心阁，正北则为大都钟楼。其二称：“齐政楼，都城之丽谯也。东，中心阁，大街东去即都府治所。南，海子桥、澄清闸。西，斜街，过凤池坊。北，钟楼。”这里叙述了大都鼓楼的四方走向，表明鼓楼之正南为海子桥、澄清闸，正北即钟楼。

　　海子桥即传承至今、赫赫有名的万宁桥，元初建造后虽续有修葺，但其地理位置迄今未变动，因而成为判断元代鼓楼位置所在最具参照意义的历史遗迹。《析津志》有记：“万宁桥，在玄武池东，名澄清闸，至元中建，在海子东。至元后复用石重修，虽更名万宁，人惟以海子桥名之。”可见元代的万宁桥与澄清闸，是汇集漕运水利与市政交通于一体的综合设施。《析津志》又称，“齐政者，《书》‘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之义，上有壶漏鼓角”。“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出自中国古代重要典籍《尚书》中的《舜典》，称“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体现的是古代帝王将天文与人事密切结合的治国理念。因而东汉安帝刘祜《求言诏》篇首即直称“昔在帝王，承天理民，莫不据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元大都钟鼓楼的南北设置，也就具有了极其特殊的传统政治意蕴。

　　综合以上《析津志》与齐政楼相关的四条史料，可以推知，元代建造的大都鼓楼，又被称作齐政楼，并被赋予“齐七政”的传统礼治意义。其正北即大都钟楼，正南则有海子桥、澄清闸。由此可见，大都钟楼、鼓楼、海子桥，三者正好处于两两相望的同一条南北直线上。这就清楚表明，元大都时期的鼓楼，只能位于今海子桥、澄清闸遗址正北的明清鼓楼附近，而不会偏移至海子桥以西一百余米的旧鼓楼大街上。

　　或为明初洪武年间北平鼓楼

　　正如前人所强调的，“旧鼓楼大街”之地名，必因其附近曾建造与“新鼓楼”相对应的“旧鼓楼”。而《析津志》的记载，却否定了元代鼓楼建于旧鼓楼大街上的可能性。那么，明清沿用的“新鼓楼”建造之前，是否还有除元大都鼓楼之外的其他“旧鼓楼”呢？还真有，那就是明初燕王府时期的北平鼓楼。不过由于文献未见记载，前人从未留意。

　　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大将军徐达率明军攻占元大都，随后将大都北城墙自今健德门土城一线，南移五里至今德胜门一线。明太祖得到平元捷报，下令将元代大都路降为北平府，开启了明初北京城市发展的新时代。元大都原来显示礼治象征意义的门阙规制，也因而遭到系统损毁。原本南北相望的大都钟鼓楼，因具有“齐七政”的政治含义，很有可能受到破坏甚至拆改。加上北部城墙南移以后，原大都钟楼与新建城墙间的距离过近，也颇有拆改变动的必要。

　　另一方面，洪武二年（1369年）册封朱棣为燕王后，北平府定下“依元旧皇城基，改造王府”的基调。对元大都遗留的钟鼓楼进行改造，遂成为明初燕王府大兴土木的工程之一。洪武八年（1375年）新建的中都凤阳，其钟、鼓二楼相距六里，东西遥遥相望。洪武十五年在南京西北隅重新建造的鼓楼、钟楼，亦采用东西方向，成为都城最重要的报时中心与政治象征。在此前后，明朝秦、晋、周诸王所在的西安、太原、开封等城市兴建的钟鼓楼，基本上也都采取了与中都凤阳、都城南京钟鼓楼布局相近的东西配置，仅西安因万历年间移建钟楼，方成为南北布局。

　　洪武十二年（1379年）底，燕王府竣工告成。此时期北平的钟鼓楼，未见于文献记载，但推测很可能亦如西安、太原等王城一样，由元大都时期蕴含传统政治意义的南北方向，更改为与明初中都凤阳、都城南京一致的东西方向。具体而言，即是拆毁原大都的钟楼，而将鼓楼西移约百米，改建于今旧鼓楼大街南口附近。同时拆毁元大都中心台、中心阁等建筑，于其东规划建造新的钟楼。由于各种原因，明初的北平钟楼，也有可能并未实际修建。

　　至燕王朱棣举兵靖难夺取帝位后，北京重新上升为都城。原本具有都城礼治意义的钟楼、鼓楼南北配置，又得以恢复。这就是始建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沿用至今的明清钟鼓楼。其时，举全国之力营建的北京宫室殿宇重辉，而洪武年间建造的北平鼓楼已使用二十多年，遂成为民众眼中的“旧鼓楼”。附近街道，也因此获得“旧鼓楼大街”的俗称。

　　以上推测，尚待挖掘文献印证。历经岁月，人们对于明初燕王府时期建造的北平鼓楼不再熟悉，但“旧鼓楼大街”之名却持续传承下来。旧鼓楼大街是元大都街道建设的重要历史遗存，其基本走向、街道宽度乃至胡同的分布，几百年来都没有太大变动。明清时期，由于新建钟鼓楼的影响，旧鼓楼大街将附近的铸钟胡同、铃铛胡同、前后马厂胡同、大小石桥胡同、张帽胡同、中西绦胡同等众多胡同小巷有机串连起来，成为什刹海东岸最繁忙的南北交通干道。如今，旧鼓楼大街已成为北京中轴线北端重要的历史文化记忆，在休闲旅游与社会发展中继续发挥作用。（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史志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