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民

　　晋代王羲之，以一幅《兰亭集序》领军书坛，冠盖群伦，被人们推崇为“书圣”。可是，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从开始到后来，一直就被人全然认同吗？并非如此。近日研读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从中可知，王羲之的崇高位置，是经过了一段时间锻炼，才逐渐被人推崇公认的。其中情形，一方面可见人们艺术风味的迁变，同时可见这迁变过程种种社会因素的影响。

　　南北朝时的梁武帝萧衍，是一位有广博学问，在书法方面也颇有造诣的帝王。他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说过这样一些话：“世之学者宗二王，元常（钟繇）逸迹，曾不睥睨。……子敬（王献之）之不逮逸少（王羲之），犹逸少之不逮元常。”三国时期的钟繇，其所书小楷极精到，为后人推崇，尊为“楷书鼻祖”。王羲之等一些后来书家，也都潜心学习过钟繇书法。“二王”即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梁武帝认为，当时的学者修习书法，尊崇王羲之、王献之，对钟繇的书迹，却未搁在眼里。在他看来，王献之书法不及王羲之，就像王羲之书法不及钟繇一样。他显然对当时人们的评价有不同看法。

　　帝王的话，是会对社会产生不小影响的。与梁武帝同时期的一位学者陶弘景，在一篇《与梁武帝启》的书函中，论及到当时的书坛情形：“使元常（钟繇）老骨，更蒙荣造，子敬（王献之）懦肌，不沉泉夜，唯逸少（王羲之）得进退其间。”他说梁武帝对钟繇的尊崇，使人们得以重新认识这位书家；其指出王献之书法之不足，也很是及时；对王羲之书法的推重，非常得当到位（“得进退其间”）。“若非圣证品析，恐爱附近习之风，永遂沦迷矣！”若不是梁武帝这一番品鉴推崇，人们会追随世风，一直沉迷在旧眼光中不能自拔，这是因为当时整个社会，大家都学习王献之书法，国中不仅不再知道钟繇的书法成就，甚至对王羲之也不大了然了。

　　这就和我们今天的认知，差别实在太大了些。按照钱锺书的概括，当时王献之极其受人推重，一直到梁武帝的看法出来，才将王羲之位置推高超逾王献之。

　　与梁武帝同朝，另一位颇通书艺的学者袁昂，他在对古今书法家评述的文章《古今书评》中，秉承梁武帝的意思，对前面涉及的几位书家也作出过论述。他首先评述此时盛行书坛的两位：“王右军（羲之）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谢家子弟”，指魏晋时望族谢家门中一干子弟，以谢安、谢玄为代表。他说王羲之的书迹，就算不那么平正，却像谢家子弟那般飒爽纵放，自具风采。“王子敬（王献之）书如河、洛少年，虽皆充悦，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河、洛少年，应该指河洛地域一般青少年，有青春气息，可高雅典贵风度却稍逊一筹。他的这些评述，多借助形象譬喻，虽寥寥数语，却给人鲜明印象。

　　对梁武帝特别推崇的钟繇，袁昂如此论叙：“钟繇书意气密丽，若飞鸿戏海，舞鹤游天，行间茂密，实亦难过。”极言其布局得当、行笔飘逸，整幅气韵“密丽”。这些书法名家的排序，袁昂也费了一番心思：“张芝经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草书大家张芝之外，其他三位虽然都给予了“特绝”“鼎能”“冠世”的极高评价，可他们的前后排名，大致还是反映了梁武帝的看法。钱锺书认为：“尚不乖圣谕”——还没有违背帝王的意思。

　　可以说，梁武帝这番对王羲之的推重，在后世产生了广泛影响。明代文史大家王世贞，在其《艺苑卮言》中议论：“宋、齐之际，右军（王羲之）几为大令（王献之）所掩；梁武一评，右军复申，唐文再评，大令大损。”（王献之曾官至中书令，世亦称“王大令”）说当初王羲之名声几乎被王献之遮蔽，经梁武帝推崇后，王羲之地位上升。到了唐代，唐太宗作有一篇《王羲之传论》，独尊王羲之。为强化自己观点，他还贬抑前朝梁武帝尊崇的钟繇，对王献之评价尤其不堪：“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揽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认为王献之“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已经过分，喻为“严家之饿隶”，大户人家中饿贫的小隶，简直成了人身攻击。唐太宗描述王献之，便是一例“说过头话”的体现。

　　钱锺书引证的文字表明，梁武帝的评论，使得王羲之重新出头；唐太宗再次评价，高抬王羲之之余，更让王献之名声“大损”。清代学者文廷式，也从侧面举例，说《左传》中有“咸出不端”一句，唐代官修义疏的《左传正义》中解读：“‘咸’或作‘减’，王羲之写作‘咸’”，钱锺书认为，“谓据羲之字以定经文，唐初尊崇其书有如此者。”《左传》是我国古代重要典籍，唐代为其注疏的学问家，竟然用王羲之书写的字来作为考订其中文字的证据，对王羲之推崇到了这等程度。

　　其实，推重王羲之书法的，也有早于梁武帝者。《南史·刘休传》中，有这么一节：“元嘉中羊欣重王子敬正隶书，世共宗之，右军体微轻，不复见贵。及（刘）休始好右军法，因此大行云。”刘休，是略早于梁武帝的一位“多艺能，善隶书的官员”；羊欣是王献之的外甥，跟从王献之学书法，隶书、行草均不错。“元嘉”是南朝宋文帝刘义隆的年号，其时早于梁武帝。就是说“元嘉”时期，由于王献之外甥羊欣推重，大家都以王献之为效法对象，王羲之书法不被人看重。而刘休开始喜好王羲之书法，人们追随他而使王羲之书法渐渐为人重视。由此看去，在梁武帝之前，已有刘休推重王羲之在先，可惜，他职位有限，影响面当然不能多么广大，帝王才真正有左右一时风尚的能量。

　　对此，钱锺书说：“顾帝皇咳唾，尤可以上下声名，左右风会，轾献（之）轩羲（之），论遂大定，后世鲜持异议。”

　　王羲之经梁武帝推重，“后世鲜持异议”，而梁武帝最为推崇的钟繇，钱锺书推想定是一时风靡：“钟繇书经梁武提倡，一时必亦景从草偃。”事实也确实产生了相当影响。与梁武帝同时的书法名家萧子云，在一篇《答敕论书》中说到自己习书的情况：“臣昔不能拔赏，随世所贵，规摹子敬（王献之）……始见敕旨论书一卷……始变子敬，全范元常（钟繇）。”他说自己最先追随时风，学习王献之，读了梁武帝的“敕旨”，则全数以钟繇为书法学习对象。

　　直到宋朝，学习钟繇书法者依然不少。著名的词家姜夔，在《续书谱·真》中，称：“古今真书之妙无出钟元常”；大学者朱熹，在多处说自己以钟繇名帖《贺捷表》为“楷则”（学书的遵循法则）；元代文人陆友在《研北杂志》中，举出宋人“习钟法者五”：黄伯思、朱敦儒、李处权、姜夔、赵孟坚。数百近千年过去，还有这些学人传承其书法，钟繇的影响应该说不小了。

　　可钱锺书认为，“盖百世赏鉴之公非大有力者一人嗜好之偏所能久夺也。”千百年人们鉴赏的公论，不是帝王一人推重就能够长久左右的。

　　王羲之在书法史的地位，今天依然挺立。笔者以为，亦与我国独具的精神文化相关。魏晋时期的美学，一直深刻影响着国人的内心世界。诞生于此时的王羲之书迹，流畅、姿媚、侧倚、飘逸……给人带来自在丰饶的审美愉悦。这些，成为人们的集体意识或无意识存留。关于这种现象，钱锺书也引了宋代诗人黄庭坚的两句诗来加以描述：“文章藻鉴随时去，人物权衡逐势低。”

　　这一番有关艺术评价的迁变过程，真能读出人世的多重因素演绎，以及审美趋向的精神力量，这不就是钱锺书先生所欲表达的意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