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泽庆 郭一

　　“在北京，连空气中都洋溢着幸福。”

　　——西蒙娜·德·波伏娃的《长征：中国纪行》

　　1955年9月6日，当法国存在主义思想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和让-保罗·萨特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来到新中国时，她或许未能料到，这次为期45天的异国旅途将会促使她写出一部改变西方认知的纪实经典——《长征：中国纪行》（La Longue Marche，1957年）。波伏娃作为向西方世界展示社会主义新中国真实面貌的西方独立知识分子，以哲学家的审慎和文学家的细腻，对北京作为古老文明和现代革命交融之地进行描述。在她的北京叙事中，波伏娃进行了一场古今、中外的跨时空、跨文化对话和思考。

　　在启程前往北京前，波伏娃在布勒松镜头下展示的清末北京、法国游记中描绘的脏污街景中忐忑不安，担心因这里的贫穷而导致生活不便的她甚至随身携带了肥皂、牙膏、墨水和信纸。但对于新中国，她仍抱有无限憧憬：“中国有飞机。多少架？我能奢望去趟西藏吗？”

　　落地北京之后，入住了豪华且国际化的北京饭店的波伏娃，开始对新中国有了初印象：酒店房间的桌子上放着每日更换的新鲜水果，浴室里也贴心准备了长肥皂，这让自备肥皂的波伏娃甚至“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了”。北京饭店的厅房摆着三角钢琴，新楼大厅装饰得富丽堂皇，宴会厅可容纳千人，餐厅更被波伏娃认为是“最国际化的地方之一”。当然，波伏娃并不满足于安稳地待在豪华的饭店里，她迫不及待想要去看一看真正的北京。

　　在北京期间，波伏娃在翻译的陪同下每日穿行于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她参观了北京的大殿、寺庙、公园、手工业合作社、大学和医院。在这个“呈正方形”的城市中，波伏娃感受到北京城规划的严密，也感受到在城市历史中挥之不去的皇权君威。在方正规整的北京城里，波伏娃注意到，无论是内城还是外城，有着诗意名字的那些胡同全是笔直、狭窄、结实、灰色的小路，甚至连墙和瓦也是灰色的。波伏娃认为这些“单调”的胡同“既隐秘又好客”，因此十分迷人。走在胡同里的人不免产生一种“北京无处不在”的幻觉和美感。

　　灰墙灰瓦的胡同里，坐落着大小不一的北京民居。波伏娃敏锐地发现，北京民居的豪华和贫寒仅仅体现在朱红色和灰色的门漆颜色，而这种贫富的差距悄然地消解在家家户户大门敞开的白日里。更令她惊喜的，是商业街里的市井气息。和西方所误解的“中国商业招牌是铁帘、竹帘”不同，现实中的商业街里霓虹灯闪烁，映照着的是一个个美丽的汉字。这些广告牌上绿色或红色的汉字出现又消失，仿佛是“美丽的蝴蝶在飞”。波伏娃也没有看到西方曾经宣传的肮脏和破烂，反而发现小路干净、整洁，“铺石路面，干净整洁的房子，没有垃圾和废物”。

　　波伏娃想要了解的，绝不仅仅是表面可以看到的北京，她更期待看到这座城市底层的运作逻辑。在参观手工业合作社“景泰蓝制造厂”时，波伏娃或许已找到解读新中国现代化的钥匙。在这里，她意识到了分工的好处，更发现了合作化的优势，惊叹于集体化生产的效率和优势。

　　在波伏娃的北京叙事中，自然少不了用大量篇幅描写北京的各处美景：北京的建筑、北京的花园，她感慨“漂亮得让我感到惊讶”。但更打动她的，应该是北京的人。曾经在法国记者吉兰的笔下被刻薄描述的灰蓝色棉服打扮，在波伏娃的眼中被赋予了油画般的美感，“在北京，衣服和裤子的蓝色似乎与他们头发的黑色一样别无选择：这两种颜色搭配得那么好，它们与城里的明暗那么协调，一时间人们还以为徜徉在塞尚的油画中。”北京人这高度一致的着装风格，正是新中国人人平等的一种外在表现。在新中国的北京城“没人觉得别人欠他什么，没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或低人一头，大家都显得不卑不亢。”波伏娃感动于北京人的好脾气，她注意到中国道路两旁那些下班的人、耕田者、搬运工，都是满脸笑容，这和她所生活的法国或了解的西班牙是全然不同的。而她也清楚地知道，北京人的好脾气和随和，正是因为人与人之间虽然生活条件有差别，但彼此之间的阶级差别并不明显。因此她惊喜地感叹：“在北京，连空气中都洋溢着幸福。”

　　在访问北京前，波伏娃大量阅读相关的资料和报刊，希望为旅途做好充足的准备。在考察过程中，她也尽可能在有限的时间里亲身实地来体验北京。从行前的担忧和畅想，到旅途中的兴奋和投入，至回国后的感慨和思考，波伏娃作为知识分子，尝试在她的北京叙事中对新中国的北京城做出客观的评价并提出审慎的建议。

　　正如学者吴岳添所言：“西蒙娜·德·波伏娃在《长征：中国纪行》中高度赞扬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有力地驳斥了帝国主义者诽谤中国的无耻谰言，充分表现了她对中国人民的诚挚感情和正直可敬的品格。与此同时，她以一个伟大作家特有的敏锐目光，善意地指出了她所觉察到的弊病和错误，这些远见在多年后的今天更是令人钦佩。”

　　（作者分别为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