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旭彬

　　这是一本解读两宋繁华的书。

　　关于宋朝，传统意见多强调其积贫积弱。近年则有一股新观念，认为两宋的经济与文化都很发达，不但是个宝马香车、雕梁画栋、新声巧笑、按管调弦，集四海之奇珍、会寰区之异味的时代，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最有教养、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甚至可能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如此”。繁华，成了近些年认识两宋的新标签。

　　《大宋繁华：造极之世的表与里》 谌旭彬 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论证两宋繁华可以找到很多资料。仅《东京梦华录》与《梦粱录》中的记载，便足可使人对那个时代的开封与临安生出许多向往。但承认了两宋的繁华，仍有许多疑问未解——这繁华从何而来？谁是这繁华的缔造者？谁是这繁华的受益者？什么是这繁华的代价？普通宋人在这繁华中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为什么会过上那样的生活？关于繁华的叙述如果缺失了这些问题的解释，会显得空洞，也显得可疑。历史是人的历史，应该关怀具体的人，对时代繁华的叙述不应脱离普通人的生存境遇。所以，本书实际上也是在试图复原被统治者的历史，是在讲述普通宋人生活的辗转腾挪。

　　本书无意颂扬宋朝的伟大，也无意赞美两宋的明君贤臣，更无意讨论宋朝是不是中国近世的开端这个问题，而更愿意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就被统治者即普通百姓的命运而言，宋朝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它相比前代有哪些变与不变？

　　有些变化很大。比如两宋广义人头税的征收力度较之前代已大幅削弱，民众的生育意愿获得了大解放；再比如两宋不立田制，朝廷不再以暴力手段干预田亩的市场流通，这也是生产力的一次大解放。只是，这些变化既不能被视为两宋政府的制度创新，也不能被视为两宋政府的历史功绩。实则两宋广义人头税负担的削弱与不立田制的出现，皆非偶然，而是唐朝中后期实施两税法的必然结果。而唐朝政府之所以实施两税法，又是因为不受制约的官权力与租庸调制度结合，已将唐朝百姓逼至极艰难的困境。百姓纷纷两害相权取其轻，抛弃了田宅家园，抛弃了年迈的父母，宁愿如无根浮萍般去做逃亡者，也不肯再做唐王朝的编户齐民。消极抵抗也是抵抗。不是皇帝们发了善心，而是普通民众的消极抵抗逼着皇权在赋税制度与田亩制度上做出了改变。

　　政权的统治模式是影响民众日常生活面貌最重要的因素。当赵宋政权的赋税征收不再以人头税为主，而转以田亩税（资产税）为主时，很多事情都会发生变化。主户们（在农村有田产或在城市有房宅店铺者）不敢求富，客户们（在乡村为人佣耕或在城市被人雇佣者）变成了更自由的打工人；乡村里出现了草市，城市里涌入了市民。如此种种，皆是统治模式与汲取模式变更后的产物。然而，两宋的变化只是统治技术层面的变化，它仍然是一个典型的秦制政权，与之前和之后的朝代并无本质区别。

　　叙述这些变与不变，不可避免会有许多针对赵宋政权的批评。或许会有人认为这些批评太过苛责，是在用今人的标准去要求古人。其实，站在普通民众即被统治者的立场，而非站在帝王将相的立场，去审视统治者的施政，去审视时代的进步与退步，是中国文化古已有之的传统。老子深信只有“圣人”不折腾，民众才能过上好日子。孟子更是旗帜鲜明地主张民贵君轻，以百姓生活得好不好作为评价君王的终极标准。

　　今人谈及宋代的城市化时，常赞誉宋代商业繁荣，认为商业繁荣是宋代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实则除了经济发展，宋代的商业繁荣还存在其他缘故。

　　第一缘故是宋代养活着规模远超前代的统治阶层。统治阶层的消费支撑起了开封、洛阳、杭州这类城市的商业繁荣。流入这些城市的商品与服务，主要是为了满足统治阶层的需求。《东京梦华录》与《梦粱录》等资料对此有相当充分的记载。

　　第二缘故是宋代的赋税货币化程度加深。所谓赋税货币化，指的是朝廷以政策强迫百姓用货币来缴纳赋税。如此，百姓便不得不将生产出来的实物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以换回钱币来纳税。

　　赋税货币化程度加深的直接结果，是逼迫底层民众不得不参与商业活动以获取货币，进而造成一种商业繁荣的假象。之所以将这种商业繁荣称作假象，是因为农民乃是被迫参与其中，其进入市场的核心目的是获取货币以缴纳赋税，而非赚取利润。市场虽然繁荣，但商品生产者并不能从这繁荣中得到好处。

　　此外，还有一些暴政也会造就商品贸易的畸形繁荣。比如，官府为了敛财，会强迫不产绢帛的地区在纳税时缴纳绢帛。百姓必须赶在纳税日结束前缴足夏税，只能忍痛从商人手里购买高价绢帛，遂出现了季节性的畸形繁荣。此类苛政甚多，在两宋也是常态。

　　（作者为历史研究者、腾讯历史频道原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