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才智

　　近代以来海内外有关白居易生平与传记类的著作，如果不计年谱和家谱的话，至少超过百部。其中具有开创性的第一部，是郭虚中著《白居易评传》，由正中书局1936年10月出版；而最具有现代学术色彩、较为完整的白居易传，则首推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的《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Po Chü-i，772—846 A.D.），这既是一部有代表性的白居易生平传记，同时也是一部有影响力的西方汉学经典。

　　尽管钱锺书先生1948年出版的《谈艺录》曾批评韦利早年所译《中国诗歌》“暗中摸索语，可入《群盲评古图》”（《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9月版），但置之于汉学发展史来看，《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是目前所知西方世界第一部以诗人诗文作品为史料的中国作家传记，1949年在伦敦和纽约同时上市，甫一出版，即被高度重视，影响至今，堪称汉学经典著作，同时也被誉为阿瑟·韦利汉学成果的首选代表作，这恐怕是学贯中西的钱锺书先生始料未及的。

　　其实阿瑟·韦利选择白居易为传主，并非仅仅出于其“浅近易解”，更多是出于性格经历和文学观念的认同。阿瑟·韦利最先是以诗人的身份荣膺文坛的。早在罗格比公学就读期间，韦利就萌发了对诗歌的兴趣，1963年2月18日，英国BBC广播电台知名主持人罗杰·佛勒对韦利进行过一次专访，访谈中韦利谈及自己中学时曾写过一些短诗。在剑桥大学上学期间，韦利加入烧炭人俱乐部，他们经常聚会郊游，讨论诗歌的不朽问题。韦利虽然是以翻译者的身份名扬文坛的，但许多英国评论家都将他当作英国的诗人，将其译介的诗歌作品视为英国文学遗产的一部分。例如当代英国诗人沃尔夫在《中国诗歌》前言中称，应该把韦利的英译汉诗“看成是一个20世纪的英国人创作的作品，并以此为基点来评判它们”。

　　对诗歌的钟情，是拉近韦利与白居易距离最切而近的线索。在韦利翻译的中国诗各个版本中，几乎所有的译作都有白居易的身影。他所翻译的白居易诗作的数量近乎其他诗人总和的十倍。为诗而狂、嗜诗如命，乃是韦利和白居易共同的旨趣爱好。白居易《山中独吟》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万缘皆已消，此病独未去。每逢美风景，或对好亲故。高声咏一篇，恍若与神遇。自为江上客，半在山中住。有时新诗成，独上东岩路。身倚白石崖，手攀青桂树。狂吟惊林壑，猿鸟皆窥觑。恐为世所嗤，故就无人处。”韦利的学生伊文·莫里斯曾借用此首诗为题，易“独吟”为“狂吟”，编有《山中狂吟——阿瑟·韦利译文及评论选》。

　　因为性格的原因，韦利虽喜交友，但说话甚少。而其边缘的犹太族身份以及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对犹太人的戕害在他记忆中留下深深的烙印，英国逐渐蔓延的反犹情绪也使他的处境极为被动，这些因素加剧了韦利对公共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厌倦。他一生不涉政坛，不谋求政治地位，1929年，甚至连自己在大英博物馆的工作也辞掉了。自1930年后，除“二战”期间从事过一段审察员工作外，再也没有担任过其他的官方职位。静谧恬淡是韦利的生活方式，只要能安心做自己想做的事，就是至乐。于这一点，远在东方的白居易成为他的知音。

　　早在1959年12月，《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就由日本白居易研究专家花房英树翻译成日文出版，1988年3月又有新装第二版。遗憾的是，这部重要的西方汉学经典的汉译本，却一直没有出现。终于，在2024年11月，由北京外国语大学顾钧与首都师范大学陶欣尤合作翻译了这部《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收入国际儒学联合会支持、叶嘉莹先生主编、陈斐执行主编的“域外诗谭译丛”，由华文出版社推出（以下简称顾译本）。

　　顾译本共24万字，全书分为14章，依年代顺序叙述白居易的一生。阿瑟·韦利原著并无章节标题，顾译本为了方便阅读，添加了章节标题。《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联系唐代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以《旧唐书·白居易传》相关记载为纲，结合白居易及其友人的诗文作品，叙述了白居易的一生。书中引用了大量白居易诗文策判等作品，其中诗歌的数量最多，共有100多首，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韦利在中诗英译集里翻译过的，其余部分的诗歌新译则是为史实叙述服务。倪豪士《英语世界中的白居易研究》曾指出：“虽然有着以上非常显著的优点，这部书也有一个明显的缺陷。诗歌是作为历史价值来使用的，很少看到对这些诗歌的分析。”（《白居易研究讲座》第五卷“围绕白诗受容的诸问题”东京：勉诚社，1994年9月版）这是对于利用诗歌作为史料方面令人遗憾的一点，不过考虑到这部书的本意是要以诗证史，而非因史析诗，因此也不必苛求其本身内容与艺术分析上的欠缺。

　　值得一提的是，《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突出了与白居易关系密切的人物，特别是交游唱和的友人，如元稹、刘禹锡、崔玄亮、李建等。这一方面是将白居易的生平和创作放在更大的脉络中来考察，凸显书名里“时代”的内涵；另一方面也基于韦利对中国古代诗人的认识：极重友情。书名中“时代”的内涵，还体现在韦利对于白居易所处中唐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介绍和论述，其中含有不少引人入胜的细节，如土地与税收、宫廷道教、监狱管理、官员工资、国家和地方祭祀活动、《霓裳羽衣曲》、“司马”职位的由来和性质，等等。

　　书中所引诗歌和策判等公文都是用作历史资料，对于其文学价值则很少评价，唯独对《长恨歌》和《琵琶行》做了例外的评价，不过都是负面的批评。应该说，韦利对白居易这两首长篇叙事诗的看法和解释都相当主观，包含过多的个人因素，而实际上，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两首诗的广受欢迎，这更给他的解释添上了牵强意味。虽然主观见解无法避免，但韦利的客观态度仍占主流。比如在译诗时，韦利认为白居易的讽喻诗并不是他最好的诗，对诗歌承担教化功能的儒家文学观念也不以为然，不过在这部传记中，他用了整整一章介绍《与元九书》，翻译了其中大部分内容，并用自己的话来串联理解，力求把白居易的文学观和以此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学观介绍清楚，显得客观很多。在译诗时，韦利更看中的是白居易的个性，而在传记中，则把白居易心系黎民的高尚情怀进行了必要的强调。

　　总体而言，站在汉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的成绩与优长是主要的，因此不愧为阿瑟·韦利众多汉学作品中影响最大者，是其研究白居易的结晶之作，评以精彩绝伦、引人入胜，绝非过誉。76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部传记，不仅是西方最著名的白居易研究著作，也堪称是一部有影响力的西方汉学研究经典著作。顾译本译笔流畅平易，极好地传递了原著的神韵。从白居易到阿瑟·韦利，再到顾译本，可谓由著者、译者和编者共同参与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经典接力跑。随着白居易这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代表在海外声名远播并广受喜爱，相信这部译本也同样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