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昊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器物坑一直备受瞩目。除了坑中出土的珍贵文物，器物坑的堆积形成过程同样值得关注。各类遗迹现象以及器物之间的空间关系，对于我们判断器物坑形成时的人群行为至关重要。

　　让我们站在古人的角度去理解这些祭祀坑的挖掘和填埋过程。

　　三星堆器物坑内倾倒的青铜尊，大量的收纳物抛撒出来。赵 昊供图

　　首先，需要确定将这些坑挖在何处。1986年和2020年发掘的两批器物坑，其平面分布具有明显的关联性和规律性。8座器物坑的轴向均在北偏东30—36度左右，明显为有意平行设置。该方向与三星堆大城的西城墙、内城月亮湾城北段的走向一致。此外，三星堆青关山1号建筑的中轴线也基本遵循这一方向。基本可以判定，三星堆古城内的器物坑、城墙、宫殿建筑等多种重要遗存，在正方向设置时遵从了相同规律。

　　接下来，开始挖掘形态较为规整的方坑。器物坑并非草率而为，坑壁和坑底都较为平直，就其规整程度来说，与同时期中原地区宗庙前庭、陵墓前的“祭祀坑”基本一致。古人在将器物填入各坑之前，还对其进行了细致分类，表现出“同组相似”和“同组互补”两种分类逻辑。例如，二号坑和三号坑为“同组相似”，均在坑底放置大量大中型青铜器，而后在铜器层上疏松放置数十根象牙。七号坑、八号坑则呈现“同组互补”关系，七号坑内的器物铜少玉多，大件少、小件多，八号坑恰好相反。另外，少数大型雕塑类器物被拆分后埋入了不同坑，例如多级青铜神坛的残件在二、三、七、八号坑中均有发现。这也意味着，这些坑应是在同一次事件中形成的。

　　从发掘所见来看，器物的填埋顺序是预先设定的，古人总是先放入相对完整的器物，而后再依次填入象牙、焚烧灰烬和纯净填土。这也导致各坑内都出现了较为清晰的分层现象。填埋器物时，古人并非随意抛掷。如在铜器数量过千、象牙数量近400根的八号坑中，象牙和大中型铜器都较为平整地铺满了整个器物坑，没有出现聚集在一角的堆状堆积现象。

　　此外，还存在对小型器物有意识收纳的现象，收纳行为可分为盛装、叠摞、串连、堆拢、包裹等多种方式。比如，尊、罍、瓿等青铜容器内基本上都盛装有玉器或海贝。一些铜容器应是以直立状态放入坑内，在后续的填埋活动中歪倒，导致所盛装的海贝、铜箔等器物撒在器口附近。不少玉珠、象牙珠出土时聚集在一起，很可能它们在入坑时是串连在一起的。在一些铜器、玉器表面观察到纺织品痕迹，也反映出可能还存在包裹或捆扎的情况。

　　在填入象牙后，古人将在坑外焚烧竹木所产生的大量灰烬填入了除六号坑以外的各个坑中。大规模的焚烧活动应发生于坑外，焚烧活动与运输、倾倒灰烬的时间间隔应较短，且距离不远，灰烬尚不至于完全熄灭。因为八号坑中的灰烬与坑中部的象牙接触后，导致象牙表层被烤黑了。灰烬层中还裹挟了铜、金、玉、石器、陶器的碎片以及动物骨渣。最后，古人使用了较为纯净的黏土将坑口封住。

　　器物坑的堆积形成过程反映出：这应是在彻底放弃三星堆古城内最重要的祭祀场所时，举行的一场隆重仪式。布局、挖坑、分类、放置和填埋过程都表现出了计划性和有序性。器物坑的形成与仪式在时间上紧密相连，挖坑掩埋可能就是整个仪式的尾声。焚烧活动也暗示，这不是出于隐匿避祸而进行的掩藏行为。

　　以上细节所映射的人群行为，似乎更接近于“破釜沉舟”“抛家舍业”般的动员、誓师活动。结合新的测年结果来看，器物坑的形成年代集中在公元前1117至前1012年之间，这正是中原地区商周王朝变革的关键时间点前后。三星堆古城所发生的这一重要事件，可能是中原地区重大历史事件向邻近地区影响扩散的结果。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