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鲁生

　　“谷雨洗纤素，裁为白牡丹”，在这个雨生百谷的节气里，牡丹绽放成为物候变迁的一部分。黄河流域的百姓将牡丹花开视为春耕完成的标志，这朵“大花”积累着农事历法的智慧和感喟自然与人生的诗情。

　　牡丹图（中国画）宋代佚名

　　古往今来，浩浩汤汤的黄河与长江滋养的沃土，孕育了雍容华贵的牡丹。江河奔涌、厚土淤沙、牡丹盛放，这雄浑壮丽之景不仅是古老农耕文明的剪影，更充满了跨越历史的昂扬生命力和沉雄博大的精神感召力。正因如此，山东菏泽、河南洛阳、四川彭州等拥有悠久栽培历史的牡丹产地，还保留着年年举办牡丹花会的习俗。花会上，牡丹九大色系、十大花型、1400多个品种的千娇万态被集中展示。脂红流丹，赵粉含羞，残雪如玉，初乌润墨，豆绿若仙……有“国色天香”之誉的牡丹，或富丽，或素雅，或娇艳，美到令人流连忘返，更入诗入画，代有佳作传世。

　　自20世纪70年代末，我便在家乡菏泽开始牡丹写生。年少时画牡丹，尤其喜欢临摹牡丹图谱上的工笔、没骨、小写意。随着年龄增长，更爱画眼中所见的牡丹、心里所想的牡丹，因为这家乡的“大花”、中华之花中，有画不尽的家乡生活记忆和民族文化精神。如此也不难理解，历史上以牡丹为题而成就卓然气派和风格的名家巨作，无不饱含对时代、人生最深刻、真挚的情感。

　　宋代院体画以工笔写实绘牡丹，勾勒细腻如生，设色浓丽雅致，画风工整严谨，通过对物象的极致写实表现宋代院体画所追求的“真实感”。画家以绢素为镜，照见万物生息的天道秩序，不仅是宋代理学“格物致知”思想的视觉化，也作为“太平丰裕”之符号，成为家国昌盛繁荣的象征。明代，徐渭以泼墨大写意颠覆传统，用水墨替代设色，凸显牡丹“劲骨刚心”的精神内核。其以逸笔取代工笔，笔下枝叶恣肆狂放，甚至“以衰草败叶之态入画”，借此表达对命运的抗争和对世俗富贵观的解构，从而将牡丹从宫廷装饰转化为文人精神的载体，牡丹之画也由文人审美实现了对宫廷趣味的超越。

　　牡丹水仙图（中国画）吴昌硕

　　至近代，吴昌硕以金石篆籀之笔入画，牡丹枝干如铁，花瓣浑厚，设色浓烈如朱砂点染，形成“重、拙、大”的金石气象。其《牡丹图》中，红黑对比强烈，枝叶如篆书笔意盘曲，将牡丹的富贵升华为雄浑苍劲的生命力。这种充满金石味的生命气象，实为海派商业文化与传统文人趣味的奇妙融合。齐白石更进一步，借鉴民间年画的对比手法，以墨叶衬托红花，创造出“红花墨叶”的程式语言。其以湿笔晕染表现雨后牡丹花叶的下垂之态，墨色氤氲中透出清新野趣，并常题“大富贵亦寿考”，将牡丹的象征意义世俗化，融入民间对平安吉祥的朴素祈愿，反映了近代中国审美从文人雅趣向市井烟火味的过渡。可以说，牡丹既有“国色天香”之冠冕，也扎根于菜畦篱笆之间，花瓣上沾着晶莹的露水，根脉扎在泥土的深处，拥有生生不息的力量。花入画，不只在其形，更在其神，牡丹的富贵或野逸，主要在于创作者和欣赏者的觉知。

　　从精神向度来理解，牡丹在我国磅礴的艺术长河中，既有《洛神赋图》中作为仙姝化身的神性象征，也有明清瓷器上“凤穿牡丹”的世俗祈愿，既蕴含花开富贵的物质向往，也寄托“不特芳姿艳质足压群葩”的精神追求。可见牡丹所承载的中国式审美是一种丰富的和谐：追求富丽堂皇的世俗圆满，崇尚“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气节，工笔写实可以展现其自然之美，写意笔墨可以抒写其野逸之气。这种“花非花”的文化意象，早已超越植物学范畴，其“国色天香”之誉，依托视觉的华美，更在于它“长一尺，退八寸”的生长特性，凝聚了中国人对生命繁荣、人生智慧、文化传承的期许。

　　反观当下牡丹题材绘画，尚存在“艳俗化”问题，显现出对牡丹内在精神的把握和表达存在不足。对“美”的感知和领悟是一个不断抵达的过程。从“花开时节动京城”的倾城之恋，到齐白石“大富贵”的市井情怀，牡丹作为中华审美精神的一种象征，其艺术世界博大深沉。所以，状牡丹之美，还需“浓丽有骨”，传其气韵。诗画之境、雅俗之思，在中国艺术传统的承扬中极为重要。如恽寿平以没骨法融合工笔与写意，吴昌硕以金石味贯通书画，牡丹画境的高贵典雅，植根于创作者诗、书、画、印的整体修养。总之，牡丹之国色风华，不在于笔墨的繁简或色彩的浓淡，而在于能否以一朵花照见中华美学的千年风雅。

　　谷雨时节，春汛漫过淤积的黄土，花团锦簇的牡丹在风中摇曳，让我再次怀想牡丹入画的历程。记得学画时，先生常说“画牡丹要听见黄河水响”。其实，画的是“大花”，更是孕育花朵的这片水土、生活和精神。牡丹根系能穿透数米厚土汲取养分，中国艺术家也始终在历史沉淀与时代浪潮的交汇处，寻找属于这个民族的美学表达。正如黄河水奔流不息，谷雨牡丹年年盛开，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始终充盈着新的生机。

　　（作者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