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城

　　在谈论孟小书的小说集《猎物》前，必须厘清何为“景观”。法国诗人、哲学家、导演居伊·德波在1967年出版的著作《景观社会》中指出：“景观并非是一个图像集合，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通过图像的中介而建立的关系。”在没有互联网的上世纪60年代，居伊·德波可以说精准地预言了未来人类社会关系的某种形态。图像，则随着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早已由静态照片进化为动态视频，甚至是实况的直播。

　　由于中介的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双向的、平等的，而是单向的、畸形的。以网红为例，一个拥有百万粉丝的视频博主，表面来看是偶像般的存在，拥有超乎常人的影响力，乃至于一呼百应。但偶像想要享受粉丝山呼海啸般的追捧，自然是要牺牲自我的“私货”（引自詹姆斯·伍德评论集《私货》），剥离真实个性，或戴上面具或打开滤镜，树立人设，将现实压缩至手机摄像头，表演人设——只有擅长在镜头下表演的人，才能成为数百万粉丝共同的期盼与理想。

　　表面看起来是网红在用才能吸引粉丝，实际上是粉丝在用期盼与想象创造偶像。偶像与粉丝的关系，矛盾又富有张力，时时刻刻都存在着反转。像是狩猎一样，双方的身份皆存在着双重性，既都是猎人，又皆是猎物。因此，两者的地位看似天差地别，实际上是互为镜像。

　　孟小书在新近出版的中篇小说集《猎物》中，对网络景观时代的狩猎关系，作了独到且深刻的阐释。全书共收录三部中篇，分别为《狩猎》《白色长颈鹿》《终极范特西》。耐人寻味的是，尽管是三则独立的故事，但核心角色使用了同一个名字，拥有着近乎统一的面孔。她便是网红Leila。而这，也让这部中篇小说集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了类似长篇小说的统一质感。

　　在《狩猎》中的Leila是超级网红，赛道是健康运动领域。她与男友K一起，经营的账号拥有数百万粉丝。两人出没的场所，在外人看来，皆是光鲜亮丽的，如网红行业中的大会，闪耀着闪光灯的红地毯。两人的教育背景，亦是让人钦羡，皆是欧美留学生，说得一口流利的外语；而他们在屏幕上的互动，更是甜蜜满满，堪称是理想的爱情。工作自由，生活随性，在网友们看来，Leila过着的是“向往的生活”。

　　自然，这些光鲜亮丽只是浮华的表层，Leila的内心早已不堪重负。确切地说，网红圈的竞争、对流量的焦虑早就让她的精神濒临崩溃。为了营造与维持人设，她被网络流量给吞噬了。进而，她的生活也被工作覆盖了，完全失去了自我。为了维持运动女神的形象，抽脂减肥等常规项目自不必说。小说中，令我印象深刻且悚然的细节，是Leila抽脂手术恢复后，“却发现左侧比右侧的胳膊粗一点点，并且左侧胳膊的皮肤从侧面看，也有凹凸不平的地方。虽总体细了很多，但还是有瑕疵”。这真的算是瑕疵吗？即使是，又有多少人会注意到呢？说到底，“瑕疵”是内心深处的焦虑。

　　Leila精神濒临崩溃的根源，在于人设与自我的激烈冲突。她的灵魂在撕裂，且难以调和。她在非洲草原上狩猎——对象是一只漂亮的长颈鹿——扣动猎枪后，猎物死于自己的眼前。“一只身高近八米、体重约一千七百公斤的生物正在自己面前渐渐死去。”尽管她所开的枪，并不是长颈鹿的致命伤，但一头动物的死亡，仍给她带去“说不清的恐惧感”。而对待已死的长颈鹿，Leila男友的做法是，“K又将摄像机接过，对准了长颈鹿。K的瞳孔也随着画面的放大而逐渐扩散开来，时而对焦，时而模糊”。是的，在网络景观时代，一切事件都将会是素材，就连死亡都将会是流量的狂欢。Leila的恐惧感来源，不仅仅是网红残酷的竞争生态，而是在长颈鹿的身上，猛然间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亦如被猎杀的长颈鹿一般。事实亦是如此，当K将Leila打猎的视频在网络平台发布后，即刻就招来粉丝们的铺天盖地的谩骂——她苦苦营造与维持的人设，终究还是坍塌了。而Leila的生命，亦是走向了死亡。

　　Leila的死亡，并不是小说的终结。正如前文所说，《猎物》是拥有长篇质感的文本。在接下来两则小说之中，孟小书为我们完整地呈现了Leila的“前世今生”。《白色长颈鹿》是Leila突然离世后，其父母奔赴非洲，试图找出她的自杀之谜；《终极范特西》则是Leila在留学时，如何通过网络上认识了完美男友K。而在网络滤镜之下的K，却是一名处心积虑、每日为业绩所苦的诈骗犯。他的经历，似乎跟大多数诈骗犯一致，先是因发财的梦想被骗至缅北的园区，在暴力的威逼之下，被迫成为了诈骗犯。在网络世界里，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关系并不是固定，而是呈现出复杂难明的局面。

　　孟小书的思索与观察并不止于网络乱象（流量至上、网络诈骗、网红生态、生造人设等），而是用更大的野心与耐心，写出日常生活的褶皱与广阔。与网络世界相比，日常生活显然是一张更为复杂与广阔的网络，且令人无法逃脱。

　　在《白色长颈鹿》中，我们得以看到贺博奇何以成为Leila。名字是一个人来到世界上最初的印记，当博奇决定以Leila的身份示人的时候，说明她不仅仅向他人构筑了新的形象，亦尽可能地斩断了与过往的联系。原来她的父母早已离婚，不是感情破裂，不是有人出轨，而是生活习惯甚至于思想观念上的错位。这些错位，难以妥协，亦无法纠正。两人因博奇的存在，而别扭地凑合地生活在一起。从表面上来看，两人似乎颇有责任感，要给女儿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家庭。然而，丧失爱的基础的家庭，弥漫其间的氛围想必是压抑的、诡异的。而博奇又是早慧且极有主张的女儿，不可能不察觉到其中的别扭和厌倦感。于是乎，当他们决定送博奇出国留学时，两人皆是松了一口气，很快就办了离婚手续。从女儿的角度来看，博奇并不是维系爱的绳索，而是成为难以承受的累赘。因此，留学的性质已然不是出国深造，而是被家庭放逐。而成为Leila的博奇，同时在以自己的方式，以一种近乎于自毁的方式来成全自己，远离父母。

　　在小说之中，不管是老贺，还是竹桑，与女儿之间的隔阂，皆俨然如天堑。两人想要了解博奇，只能从Leila的Vlog，知晓女儿每日的行踪，以及当下的生活状态。可见，夫妻曾以爱的名义，持续地、隐蔽地、深刻地伤害着博奇。

　　这则小说令我动容的原因，并不是揭露博奇的原生家庭的“罪”与“恶”，而是呈现了日常生活的无解。是的，在无边的生活面前，我们是彻彻底底的猎物，完全无法逃脱。老贺与竹桑之间仍存在着爱意，然而谁也无法阻止家庭走向破裂——离婚后，两人皆未再婚，仍保持着单身的状态，亦没有交往的对象。坦桑尼亚之旅，也未使得两人破镜重圆。女儿的自杀之谜，仍沉重如巨石，压在胸口。在小说的结尾，孟小书写道：“广袤狂野的平原已被黑夜覆盖，躲在丛林中的动物得以安睡，跃跃欲试的猎人们在这寂静的黑夜期待着猎物的来临。而他们，也在各自的梦境中等待着天明。”

　　小说印证了居伊·德波的洞见：“在被真正颠倒的世界中，真实只是虚假的某个时刻。”也就是说，在虚拟的世界之中，真实至少在某个时刻，仍是强劲的存在。同样的道理，在现实的世界里，虚假在某个时刻，亦是不可忽视的存在。所谓的虚拟世界，自然也是日常生活的延展，是精神的延展。因此，一个人想要穿透网络景观的迷雾，本质上来说是要穿透生活的迷雾。可谁又敢大言不惭地声明，早已洞察生活的真相了呢？

　　《文汇报》 （2025年4月1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