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燕

　　创作《王洛宾传》，这是我一直等待的机会。

　　2008年，当《王洛宾音乐地图》出版后，我便萌生了为大师创作一部传记的想法。这是一种灵魂深处的召唤，仿佛作曲家在冥冥之中与我对话，指引我踏上这段旅程。于是，我便开始收集书籍、图片和影像资料，试图重现作曲家的生命历程。

　　然而，命运弄人。2009年，居住在天山脚下的我陷入了创作生涯的空白期。从那年夏天到第二年夏天，我竟没能写出一个字。文字似乎被冻结在了笔尖，而我的心也在等待中变得愈发沉重。我仿佛被困在一个无形的牢笼中，无法挣脱。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完成这样一部传记。然而，内心的执念却始终如一，它像一盏灯，在黑暗中为我指引方向，告诉我不能放弃。

　　2010年8月，我和家人从乌鲁木齐南迁东莞。新生活的展开让我与西北题材的距离越来越远，但那些收集来的图书和复印件却被我打成包裹，一路从樟木头镇搬到莞城区、万江区和道滘镇。最为神奇的是，这个包裹从未丢失，像个大面包般保存完好。它好像是我的一个秘密，一个宝藏，静静地等待被开启。

　　在东莞定居的十四年里，我出版了十四本书，但其中却没有我心心念念的这本传记。每一次看到那些书名，我的心中都会涌起一丝遗憾。我知道，那未熄的火种始终在心底燃烧，等待爆发的一刻。2023年，当青海人民出版社邀我创作《王洛宾传》时，我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直到签了合同后我才清醒过来：手头还有一堆事。然而，那个执念让我无法放弃——我为这本书已准备了太久、太久。

　　2024年的春天，我在东江边的屋子里开启了准备工作。我发现，书和作者之间似乎有一种神秘的缘分。遇到一本作者想写、有机会写、又有时间写的书，并非易事。在整理资料时，我好像跟着传主回到了乌鲁木齐，回到了幸福路。从1994年至2000年，我就居住在那条路上的一间屋子里。我曾在傍晚的人流中遇到过作曲家，并向他点头致意：“王老，您好！”他也向我点头回礼；因缘际会，我曾在作曲家就读的潞河中学短居过数月，还曾到北京金山陵园拜祭过作曲家。站在他的墓前，我感受到了一种苍茫和宁静，仿佛他从未离开，只是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他的音乐旅程。我的丈夫曾作为八一农学院（现为新疆农业大学）1989级的新生，聆听过作曲家的生动演讲。我家从西北迁至岭南与作曲家从北京迁至西北的历程，似有某种暗合之处。这些奇妙的缘分，都坚定了我的创作决心。

　　现在，一切似乎都到位了，简直可以称得上“天时地利人和”；现在，文本、图片和影像资料都十分充足；现在，我不仅有了充足的创作时间，更有了充分理解作曲家坎坷人生的能力；现在，我已人过五十，内心充满苍茫。这种心境，是血气方刚时的我完全无法体味的。我发现，没有这点苍茫，似乎很难与作曲家感同身受。若我在2009年动笔，也许也能写出一部作品，但那一部和这一部的“韵味”将完全不同。

　　如何看待传主现存资料的不平衡现象？

　　在有的时间段，资料多得像满溢的大海；在有的时间段，资料匮乏得像不长一棵树的戈壁滩。深入研究后我才恍然大悟：这个现象与王洛宾传奇的一生是分不开的。作曲家的一生，是一部跌宕起伏的交响乐，既有高亢激昂的旋律，也有低沉静谧的乐章。而这些资料的起伏，正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我还发现，人们之所以看不清作曲家的真实形象，并非因为资料的寒简，而是因为信息的杂芜。

　　事实上，古今中外的音乐家各有各的不幸——贝多芬中年失聪，莫扎特为贫穷伤神，舒曼饱受精神病的折磨，巴托克被迫流亡他国，肖斯塔科维奇随时等待被捕。王洛宾的一生大开大合、大红大绿。他曾获得过联合国的奖章，但也曾因两次入狱失去自由长达二十年。这位杰出的音乐家遭受了人们难以想象的坎坷，然而，他却以非凡的智慧渡过了那些坎坷，并为人类贡献了一系列杰出的艺术作品。

　　事实上，在作曲家的生前和身后，有关他的各类资料已甚为丰富；事实上，人们试图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他的热爱。然而，当所有这些信息汇聚在一起时，却造成了众声喧哗的杂芜局面。

　　事实上，作曲家本人对某些描述他的新闻报道、影视作品和图书并不满意，然而，他以宽容之心默然无语。当有人提出要写他的传记时，他叮嘱道：“写我的传不要赶时候，我希望你能对我采、编、创的歌进行研究。”晚年时他曾表示，也许有一天他会写一部自传，“那才是真正的自传”。然而，那一天一直没有到来。

　　我发现，虽然作曲家的生命历程纵贯了几乎整个二十世纪——1913年出生，1996年去世——但他的形象是“时隐时现”的，故而遗留下许多谜团：一会儿是座上宾，一会儿是阶下囚；一面是鲜花和掌声，一面是牢狱和囚歌；一面是沉默的壮年，一面是喧嚣的晚年。环绕在他身旁的那些迷雾非但没有随着时间退去，反而变得愈发浓重起来。

　　若要了解作曲家的人生轨迹，理解作曲家作品的重要性，就要甩掉世俗的标签，绕过狭隘的高墙，推开偏执的藩篱，用客观而审慎的目光观察才行。在这本以作曲家的一生为描述对象的传记作品中，我重点讲述了这位杰出人物的精神历程，但也没有回避那些焦点话题——作曲家为什么会两次入狱？作曲家的创作与人生为什么如此不匹配？作曲家是在怎样的机缘巧合下被平反的？作曲家为什么会陷入版权之争的纠纷？在研究这些重点问题时，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规律——每当高峰来临后，低谷便尾随而至。每一次的落差都十分巨大，高的时候高出了天际，低的时候低到了地狱。而这样的起起伏伏，居然出现了三次。每一次，暴风雨似乎都要将他吞噬殆尽，然而那喧嚣声又激起了他的潜在能量，让他释放出逾越常规的亮光。

　　1937年至1940年，他迎来第一个创作高峰期。在创作了《老乡上战场》《风陵渡的歌声》等大量的抗日歌曲后，他改编了《达坂城的姑娘》，又创作了《在那遥远的地方》，但1941年他锒铛入狱直至1944年出狱。1954年至1959年他迎来了第二个创作高峰期，创作了《萨拉姆毛主席》等热情洋溢的歌曲，但1960年他再次入狱直至1975年出狱。1979年11月他的问题被平反，1981年恢复军籍后的他担任新疆军区文工团的顾问，又迎来了第三个创作高峰期——他创作了《托木尔的百灵》《带血的项链》《奴隶的爱情》等多部歌剧和多首歌曲，但版权之争又让他陷入舆论的中心。

　　他曾形容自己的遭遇，就像风筝已飞到了半空，但突然一头栽了下来，跌落在地。如何解释这种古怪的现象？原来，一切因歌而起。原来，不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作曲家自始至终都保持着罕见的统一性。他还是那个他：痴迷音乐的那个人。我发现，只要抓住了这个根本，创作时便像握住了定风丹，不再被风暴所裹挟。

　　如何让读者理解作品和创作者之间的神秘关系？

　　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灵魂深处的追问。因此我既对作曲家的一生进行了综合描述，又遴选了一些重要歌曲进行详述，试图起到以点带面、以小见大的效果。在我看来，这些歌曲是近距离了解作曲家心灵的不二法门。我试图将王洛宾的音乐与他的人生紧密相连，让读者在欣赏歌曲的同时，能感受到他跃动的心跳。这些简洁、清新而生动的歌曲，不仅是王洛宾个人的成就，更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品。只有对这些代表作品进行仔细分析，才能看到作曲家生命中那些被藏起来、被抹掉，以及被涂改的部分。

　　作为风格独特的作曲家，王洛宾始终在民歌改编和歌曲创作两个范畴内齐头并进。事实上，这两个范畴一直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他的作品如同一幅幅水彩画，洋溢着明快、细腻和鲜活的美。他以传统文化为根基，融入自己的新发现，用音乐表现时代的变迁。虽然他的创新曾受到一些批评，但时代最终给予了他更多的肯定和褒奖。1994年，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他颁发“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特殊贡献奖”时，他激动地流下了热泪——他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这一刻，他的音乐跨越了国界，成为全人类的财富。

　　王洛宾的歌曲并非只是表达个人的情感，它们总是与整个时代紧密相连。他用音乐总结了时代，也用音乐对抗了时代。在动荡不安的岁月里，他的歌曲为人们带来了稳定的美感，让人们在苦难中看到了希望。他也用歌曲希冀世界能变得更宽容、更多元、更友好。

　　如何处理好作曲家王洛宾和普通人王洛宾之间的关系？

　　王洛宾是一个立体的人，具有敏感而复杂的内心世界。在这本书里，我的重点不是描绘普通人王洛宾的日常生活，而是描绘作曲家王洛宾的精神嬗变。我发现，当我试图进入艺术家的内心时，需要将感性直觉和理性分析融合在一起。因为，艺术家的内心不是一面平坦的镜子，而是一颗华光溢彩的水晶。若我用常人的标准来衡量他，就像拿量衣服的尺子来量一座大山。我发现，当普通人王洛宾逐渐展开人生历程时，那个作曲家的胚胎也被慢慢地孕育着。最终，当艺术作品诞生时，作曲家的形象便获得了确立。——论天性，他是个“为音乐而生的人”。作为早慧的少年，他的创作历程从十六岁开始，直至八十三岁结束。他时刻都在努力着，永远在催促自己进步，绝不愿浪费时间。他的那些具有创新精神的作品让人感到耳目一新，犹如边地吹来一股清爽的春风。在他身上，似乎有一股用之不竭的创作能量。

　　毋庸置疑，作为杰出的作曲家，王洛宾见证了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风云。他的创作之路和时代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若不了解二十世纪那复杂剧烈的社会变动，想要评判他的历史意义则是徒劳的。作曲家渴望的是平静的生活，但这个愿望在那个时代根本不可能实现。随着时代浪潮翻滚时，他根本无力抵抗。好在还有音乐！对他而言，音乐是一扇可以逃遁的门。只要推开这扇门，他便能摆脱现实的束缚，在纯美、优雅而高尚的世界里安营扎寨——“没有人能阻止我弹琴，手断了，心还在弹”。

　　面对动荡的时代，作曲家如何诠释他所看到的一切？他选择了讴歌。他所讴歌的，是那些最普通的民众——马车夫、牧羊女、骑毛驴的农民——那些没有阶级、地位、血缘和道德等附加条件的劳动人民。在他眼里，如何对待普通人是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标尺。而他最忠实的歌迷，正是那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2024年的秋天，在东江边的东莞，我终于完成了初稿。面对电脑上那些清晰的文字时，我感觉胸口的一块巨石被搬走了。现在，它真的完成了。也许它不算完美，但它总算完成了。随后，我进入到修订阶段。为集中精力，我对自己实施了“三不政策”——不出门、不看电视、不看手机。每天除了写作和散步，就是吃饭和睡觉。在这种极简状态下，思维更加活跃，修订工作也变得顺畅起来。

　　2025年的春天，整部书稿即将完成。陡然间，那个问题浮现了出来——已经有如此丰富的研究成果了，还需要再多一本传记吗？难道人们还没有将作曲家的创作和人生挖掘干净吗？我有些忐忑不安。然而在最终定稿时，我的内心又坚定了起来：只要这世上还有王洛宾的歌声响起，对他的作品研究就不会停止，对他的人生探秘就不会止歇。

　　《文汇报》（2025年4月8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