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呈

　　1. 元宵节是甘蔗的顶峰。人们声称，十五夜食蔗，一年不会蛀牙。从这一天之后，甘蔗大势已去。到了清明节，它穷途末路，不管是从口感角度还是健康角度，都被反对。吾乡潮州乡谚：清明蔗，毒过蛇。

　　我之所以记得甘蔗是冬天的水果，是因为总会有这样的时刻：啃蔗不慎，汁液顺着手腕流到手肘，与毛衣产生一种灾难式的接触。在毛衣深处的黏腻感，远比它裸露的时候更令人焦虑。

　　每年正月十五的晚上，有两种事物献给这个名叫元宵的夜晚。一个是烟花，一个是甘蔗。这两者是绝配。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烟花稍纵即逝，什么都不会留下。但蔗会。一地的蔗渣，会替烟花证明，刚才确实发生过一点什么。

　　门罗的小说《荨麻》中，男女主角戏剧性地遇到一场暴风雨。狂风把他们驱赶进荨麻地里。雨停了，他们狼狈地站起来，发现身上只要没被衣服遮住的地方，全部留下了荨麻的痕迹，火红，灼痛，红肿。

　　他们什么也没干，但在精神上已经发生了一点什么，这些荨麻疹就是证明。

　　蔗与电影也是这样的搭配。银幕上的悲欢离合，像烟花一样惊人，也会像烟花一样消失。但边啃蔗边看电影的我们，却时不时喉头一紧，蔗液也变得难以下咽。蔗，见证了我们在看电影时的深度参与，不仅仅是一个观众。那些蔗渣就是证明。

　　有一次，年幼的我与父母一起去看电影，却不知为什么睡着了。醒来时，灯光已大亮，电影院里的人基本走空了。地板上的蔗渣，像海浪一样，让那一排排的座位产生漂浮感。那个场景，与刚才银幕上发生的事，我不知道哪个更像电影。

　　2. 在南方，甘蔗也许不算让人操心的农作物。每年冬天种下，来年冬天成熟。这样的节奏与人们的生活节点严丝合缝：冬天正需要大量糖分，冬至夜的糯米丸子，春节的甜粿，它们都在等待地里收割的甘蔗变成蔗糖。

　　吾生也晚，没种过蔗。但有很多朋友都有务农经验，他们说，最大的麻烦可能是台风天。

　　念书时的每年暑假，总会有两次以上的台风天。广播里传来那首充满焦虑感的音乐，是台风的预报。旋律响起，要赶紧用竹子绳索将蔗苗绑好，让它们互相依靠。台风过境，风平浪静，将倒下的蔗扶起栽好，它们会继续成长。有一个带有隐喻色彩的细节：甘蔗在台风中折断的地方，会变成距离特别短的两个节眼，仿佛是蔗自己的创伤性记忆。

　　我友军民兄则说，偷蔗是村里孩童常见娱乐。核心技巧他记到今天。

　　首先不能徒手掰，会发出声音。菜刀也不宜，不好携带。最适合的工具是削铅笔的小刀。还需要合作者。单人不能进行，因为甘蔗割断的时候必须有人赶紧把它扶住，才不会发出声音。最好是三人行动，另一个人望风，最为周密。

　　城里的孩子没法到蔗园偷蔗，但他们也有思路。装满甘蔗的货车开往榨糖厂的路上，会经过几个上坡处，那里就有守株待兔的孩子们。他们知道车子到这里会放慢速度，会用各种办法去套下一两条长蔗。

　　人类学家西敏司的经典著作《甜与权力》大量地写到蔗糖的命运，开篇导言写道：“对于波多黎各当地的孩子来说，被一根甘蔗绊倒（通常是从牛车或卡车上掉下来的）是一次很棒的经历。”

　　在我看来，甘蔗是一种动情的水果。它能催生全世界孩童的贪婪，从南中国的吾乡到加勒比海岸的波多黎各。

　　3. 吃糖不会像喝茶和咖啡和酒或者抽烟那样，让人升离地面，动作变形，似乎更换了一种空气。糖不会带来那么明显的醉意。但与盐比，它跟灵魂的距离更近一点。

　　当我在某个低落的冬夜想念黄油饼干、糯米丸子、糖沙翁，我精神上的低血糖在呼唤这个拯救。

　　在资料中看到，宋代最后一位宰相，贾似道，曾经为了应付多雨的日子，把数百罐糖和800担胡椒贮藏起来。我在想，贾似道也有精神上的低血糖么？对我来说，一杯加了糖的咖啡喝下去，世界观都会产生改变。很多事情，不外出于幻觉，而现在，也许有了新的幻觉。于是你明白，所谓的“幻觉”，不外就是“换了一种视角”。

　　吾乡对甜味的欲望也许尤其旺盛。因为吾乡嗜苦。

　　功夫茶终日不离手，橄榄、油柑，这些外地人都觉得又苦又酸又涩的水果，吾乡情有独钟。所以，甜味是一种增补。

　　吾乡制作大量的高油高糖的食物，比如各种形态的花生糖，朥饼，在这些配茶的小吃中，糖分不仅仅提供味觉，还改变食物的口感，使脂肪更香。吾乡甚至有甜的面条汤和炒面，还有一种叫“炒糕粿”的小吃，炒好后，上面也撒上大量的白砂糖。著名的西红柿炒鸡蛋，吾乡的传统做法也是甜的。

　　卤鹅是吾乡重要食物。磷溪溪口的卤鹅特别有名，做法上的特征是它更甜一些。为什么它更甜呢？自古以来，这一片种植着大量的甘蔗。

　　4. 为什么写甘蔗？因为我刚去过这个著名的溪口村，为了该村的一个传统的活动，游蔗巷，也叫穿蔗巷。每年正月十六是他们的狂欢节，一整天有三场游神，早上一场，下午一场，晚上一场。晚上那场，人们会拿着蔗灯在路边等候游神队伍，因此叫“游蔗巷”。

　　天没亮我就去夫人宫，想看“夫人出宫”。没有想到我来得并不算早，这里人山人海。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盛大的游神现场。如此盛大奢华乃至浪费。我听到人群中有人在讨论，一串鞭炮两百块，他们家为今晚的游蔗巷准备了四串鞭炮。所以，世界上会有两分钟的时间属于这八百块钱的声响。

　　村里的“老人组”在这几天，通宵值夜，为了守护“神前”。

　　在我借住的那一家，男主人阿胜哥和我讲述他年轻时参与的游神。那一年他刚结婚，和其他八九个壮汉一起负责抬“大夫人”的神像。抬大夫人的神像不能穿鞋子，只能穿袜子。那一天还下着雨，他们在袜子里面再加一个鞋垫，很无效地减少雨水的浸泡。并套了三双厚袜。

　　那时候游神要转到后山上，让“大夫人”在山上远眺整个村庄。上山的时候，锣鼓敲出了最高潮，所有的神明都能接收到这份虔诚，都在许诺着对全村的护佑。抬着神像的这些壮汉，齐声呐喊，他在其中，热血澎湃，发力狂奔。

　　队伍直到深夜才回家。回到家里，才发现自己的脚板被山上的瓦片石块割出各种伤口，袜子上则插满了各种植物的尖刺，鲜血淋漓。

　　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依然困惑并敬畏，为何双脚完全不觉得痛。所有的队员都在流血，都不觉得痛。

　　阿胜哥怀念那些年的游神。他说以前游神一天有三场，上午下午晚上各一场，每场都绕遍全村，再不好走的小路都如履平地。但现在人们省略成上午和晚上两场，路途也变短了。

　　锣鼓声也和现在不同。那时候的马头锣，一个就有十斤重，现在的锣才三斤多。那时锣声一响，你就能确定游行队伍走到哪条巷，现在的锣声“太嫩了”，“简直就像在打铁”。鼓声也不同。现在三台鼓的声响，也不会大于那时候的一台鼓。用来做鼓面的牛皮也不同，老鼓必须用老牛的皮，而且必须是牛脖子上的皮，那一部分因为总在伸缩，皮质最好。

　　那时候鼓声一响，余音能传很久，他一听到鼓声，根本没法在家里坐着。曾经沧海难为水，现在他虽然也虔敬地拿着蔗灯恭候着游神队伍，但心里总有难以填补的遗憾，可能怀旧令人联想到流逝。

　　未能身躬其盛，但我也在这个微雨的早上，混杂人群中，观看着“大夫人出宫”。我也有一个瞬间，热泪盈眶。

　　那是当人们在齐声向那个木制的神明呼喊的时候。每个村都希望自己的声音最响亮：“一村，兴兴！”“二村，兴兴！”——那个场景有一种无法理喻但又令人震撼的，集体的癫狂。

　　我友芷平说，那尊木制的神像，如果用拉康精神分析的理论，则事实上相当于人们的“大他者”。

　　确实是这样——如果在平时，一个人大声地说出自己的欲望，这也许是羞愧和困难的事。但在当时，化为具体神像的“大他者”出现在眼前，无声地询问：“请告诉我，你祈求什么？”平时受束缚的羞愧感瞬间脱落，人们进入集体无意识，欲望不受控制地脱口而出。人们欲望着兴旺和顺利。我要兴旺，我要顺利。海啸一样的欲望，惊心动魄。

　　5. 甘蔗之所以在这个游神活动中被选中，当然因为它明显的象征意味。它出类拔萃的高糖分，它节节高升，它甜蜜，它多汁，它笔直，它顺畅，它多么符合那些喊出“兴啊，顺啊”的人们的心愿。

　　人类生活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食物有它的三界。看过穿蔗巷的游神队伍，看过手持蔗灯的人们，再来看甘蔗，总觉得它不再是之前的甘蔗。

　　“穿蔗巷”过后的第二天，我在村子里随意走走，很多人家的门口还斜倚着昨晚用作蔗灯的甘蔗。多数是深紫皮的那种。吾乡称为“乌腊蔗”。

　　我已经部分地、初步地成为一个农学实践者，我能明白为什么人们多数选用乌腊蔗。乌腊蔗比较粗壮，比较气派。皮相对软，好啃。它产量大。它是广东甘蔗的代表性产品，上海的朋友说，他们那里的水果摊，把这种蔗冠名为“广东克皮甘蔗”。何为“克皮”并不理解，应该是赞美之词。

　　青白皮的那种竹蔗，皮硬，产量少，最重要的是太细，不够气派。

　　村里有一家例外。是黄色皮的蔗，但非常粗壮，不逊乌腊蔗。我不由停留下来，对着拍了几张照片。从屋里走出一个阿姨，她很欣赏我的欣赏，手指不远处屋后的自留地，说那里还种了一垄，都是这个品种。

　　这个品种皮很硬，她说，但味道特别清甜，比乌腊蔗还清甜很多。

　　她邀请我到屋里坐坐。我们聊得开心，想互加微信。阿姨有微信但不懂得使用。我又拿过她的手机帮她操作，并告诉她一些相关的微信使用技巧。我又喝茶，啃蔗，吃零食，到我离开时，我把阿姨七十多岁的年纪里，所做过的工作和所种植的农作物，甚至曾经抽过的签诗，都给弄清楚了。

　　当天晚上阿姨用我教给她的技巧给我打来微信电话。说她的儿子晚上回来，听到她白天与我的奇遇，把详细细节听后，沉吟：莫不是新型诈骗。

　　我想应该是阿姨跟儿子提到我拿着她的手机操作了好久，引发了她儿子的担心。我当然尽力安慰阿姨，但隐隐发觉，这件小插曲尤其有意思。

　　乡村中的寂寞和提防，热情和怀疑，付出和反悔，敞开和纠结，都是人们的现状，在这个小插曲中展露。与这一切相比，甘蔗的清甜是多么纯粹，又是多么乏味。

　　穿过甘蔗巷之后的生活从来不会如穿蔗巷时那么圆满，那么高潮。

　　而我会品味这份被质疑，回味这份反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