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小春

　　又迎三月三上巳节。这个隐藏在历史深处的古老节日，与“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相互成就，一同获得了不朽的生命力，完美体现出传统节俗与艺术经典之间的再造之功。

　　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上巳佳节，时任会稽内史、右军将军的王羲之，于会稽郡之兰亭，与当世名士40余人雅集修禊、曲水流觞、玄谈赋诗。诗罢结集，众人推王羲之为诗集作序。据说王羲之趁着微醺，手抓鼠须笔一气呵成，写就《兰亭集序》。之后他本想回家誊清正稿，但终无法超越草稿，遂将其作为传家之珍保留了下来。

　　岁月流转，《兰亭集序》光耀古今。一次雅集，何以固化为永恒的文化意象、成就流传千古的法书经典？

　　唐代孙过庭《书谱》云“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所谓神超，是指书写者超越技法层面，进入到忘除机心、纯任自然的超神入妙的创作状态。何以至思逸神超？可从孙过庭所谓的“五合”来看：“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上巳节，古人郊游踏青，引河水沐浴，祓除不祥，称为“修禊”，正是“神怡务闲”之时。当时参与兰亭雅集者，大都是载入史册的重要人物，王羲之为诗集作序，此即“感惠徇知”。当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诸峰映翠，修竹摇曳，此正“时和气润”。执鼠须之笔，为器具之良，此为“纸墨相发”。佳节承邀，酒至微醺，乘兴作序，此为“偶然欲书”。正是这众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促使王羲之进入心手双畅的自由境界。

　　外媚内遒、冠绝千古的技法高度，造就“中和之美”的典范，也让“兰亭”从此成为文人雅集的代名词，推动了上巳节的文人化传承。虽然相传行书由汉末刘德升所创，然后人未见在王羲之前的行书面貌。即使王羲之本人书作，亦多行草夹杂，纯然行书如《兰亭集序》风貌者仅此一件。观此书迹，引锋纤毫毕现，飘然而入，矫若游龙；字虽铜钱大小，然愈放大，愈见其骨力洞达，誉之为“入木三分”毫不为过。后世书家，或得其肉、其骨，或得其纵跃，或得其冲和，未有全面悉敌者。既为书法史上所见最早，又在技艺上冠绝后世，合“姿媚”与“风骨”为一体，《兰亭集序》岂非“天下第一行书”？

　　《兰亭集序》不仅是书法史上的一颗明珠，更是文学史上的一篇佳作，文情并茂、书文双胜的道艺契合，体现了中国人永恒的精神追求，也为上巳节注入哲学意蕴。作品前半段描写山水之景，文辞优美，创作之初，或有欲与西晋石崇《金谷诗序》争胜的意识，故得时人与后世共赞。作品后半段进入哲学思辨，论得失之感、慨死生之叹，充满人生智慧。推考其创作背景，东晋北伐沦为争权夺利的手段，王羲之目睹黎庶之苦，屡谏难止，不久后便誓墓辞官，终身不仕。观《兰亭集序》，优美文辞与哲学思辨之下，精神内核是痛彻肝肠的隐忧，乃兴寄之作。《兰亭集序》前半段书风如涓涓细流，春风拂面；后半段至忧怛处，涂写狼藉，情辞俱注。“天下三大行书”都是情与艺、道与技高度融合的佳构，纵观书法史，能将情技道器结合得如此紧密的，实不多见。

　　后世有不少书法名家传摹临写《兰亭集序》，庞大的摹本谱系构成了“兰亭文化链”，即使在今天，亦可从中获得不少启示。客观地说，随着学书条件进步，当代学“二王”者中涌现了不少好手。在技法层面很难说他们有多大的不足，但总不乏“抄书”之讥。一些创作者缺乏深厚学养，更遑论书技之外的功言德行令人感佩，未能让人“见其书而想见其人”。“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书为心学，要通过笔墨的表征承载人的风神品学，实现文化精神的自由与超越，铸就国家民族的文化根基。非此，仅技也，非道也。

　　“书以载道”，书是道的载体，而非目的本身。古人谓书有“厚人伦”“翼卫教经”之用，在建设文化强国新征程上，呼唤书法艺术的精神回归，是急切的课题，也是我们重温经典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