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洪侠

　　奥莱美术馆《琳琅萃珍：唐宋元明清典籍特展》的“头条展品”，果然是《吐鲁番出土六朝写经残卷六种》，不过手卷只展开了前三种而已，不像那本《琳琅萃珍》大画册，在第一部分“印古烁金”的001号展品位置，把六种残卷连带王树枏（音nán）、梁玉书的题跋都印了出来。

　　“素文”是谁？

　　那本大画册是范景中老师嘱友人寄赠的，收到之日，惊喜交加。待翻看001号展品，见到图片中卷轴题签上有“六朝写经残卷 出吐鲁番素文珍藏”字样时，我忽然有似曾相识之感。奇怪，我从不认识叫“素文”的人，也从未有缘见过“素文”收藏的珍品，哪里来的似曾相识？

　　哦对，原来与荣新江教授的新书《满世界寻找敦煌》有关。

　　1990年11月30日，荣教授走访日本静嘉堂文库，看完宋本《册府元龟》后，随口问了管理人员一句：“你们有敦煌吐鲁番文书吗？”没想到人家一下子抱出八大函装裱好的文书断片，每函的封皮上都题有“北魏以来写经残字素文珍藏”，标有序号。荣教授想，这“素文珍藏”规模不小，可是，“素文”是谁？这些文书又从何而来？

　　去日本之前，荣新江已经去伦敦翻查过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拿走的经卷，去巴黎查核过伯希和“敦煌石室佚书”，还在哥本哈根浏览过斯文·赫定的收集品。此番东渡日本寻找敦煌，他去静嘉堂文库原本是为了探访早年陆心源卖到日本来的皕宋楼宋版书，孰料却意外与“素文珍藏”相遇。现场有朋友帮他查入藏记录，得知这批藏品是1935年前后购入的，惟半个多世纪以来外界却对此所知甚少。可是“素文”是谁？

　　因为存了这份心思，在日本期间荣教授又发现几件素文珍藏的残卷。回到北京后，他直奔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开口便问你们有没有“素文珍藏”，结果馆里还真找出两件。后来他碰到的素文珍藏就越来越多了。

　　读《满世界寻找敦煌》读到《从羽田亨纪念馆到杏雨书屋》这一节，我也让“素文珍藏”给迷住了，心想这真是一个好故事的开头：几个大图书馆里忽然交替出现同样墨迹的“素文珍藏”西域文书，可外界完全不知这其中底细，于是有人展开对一宗隐秘异常之惊世宝藏的追踪探险，接着不断有人消失，某部残卷的字迹也开始变得模糊，最终竟变成一片血红色……

　　我边脑补情节边接着读荣新江教授的书。他竟然很快查出了素文是谁。“达芬奇密码”风格的虚构剧本霎时又变成非虚构的“满世界寻找素文”了。荣教授得知，素文姓梁，名玉书，字素文，1900年代曾任清朝派到新疆清理财务的官。“他是去查账的，查清朝官员腐败贪污的账，所以那些官员就使劲给他送东西，把最好的文书送给他。他的收藏一点不比王树枏差……”

　　王树枏的西域收藏

　　王树枏（1851-1936），字晋卿，晚号陶庐老人，直隶新城（今河北高碑店）人，自幼迁居保定，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历任川甘两省知县、道尹，1906年升任新疆布政使，为新疆最高长官。彼时正是西域文书大发现时期，“残经多出吐鲁番东乡三堡及鄯善之吐峪沟中，更东西人士掘者数矣，然时掘时现。残经断纸，大半皆六朝及唐人真迹，盎然古趣，如出一手。”（语出王树枏《新疆访古录》卷一）。新疆主政5年，王树枏收西域文书颇丰，且频频在所见经卷中留下题跋吟咏，迄今专家在世界各地已发现王树枏西域文书题跋105则，诗歌10首，涉及写经46号（北京大学朱玉麒教授统计）。

　　我之知道王树枏，却不是因为吐鲁番文书，而是因为故城贺家。我搜集自衡水武强迁居故城郑口的贺家四代（贺锡璜、贺涛、贺葆真与贺孔才）文献已有二十多年，其间屡屡遇到王树枏之名。1883年起他任冀州（今衡水市冀州区）信都书院院长，继他担任此职的是贺涛。他与贺家交往频密，为通家旧好，这在《贺葆真日记》中也历历可见。

　　最让我过目不忘的，是一张拍摄于1930年北京草厂8号花园的照片，是一张合影，前排坐着两位长者，右为陈三立，左为王树枏。后排站着三位年轻人，左起分别是汪涵如、夏肃初与贺孔才。孔才存世照片极少，我只好把合影中的孔才头像裁剪出来当作“标准像”。那年王树枏80岁，照片或许是家人友人为他祝寿时留的纪念。贺孔才那年28岁，风华正茂，颇有诗名。他的《天游室诗卷第三》，收《次均奉和王晋卿先生树枏八十自寿五首》，其第一首云：

　　“少年才力富，作赋追都京。堂堂至八十，述作无时停。昌黎颂南山，杜陵咏北征。黎元肠内热，泰岱胸中横。是非吾必论，得丧孰与争。千秋讬玄想，四海扬名声。世衰道亦敝，老辈日凋零。抱持灰烬余，绝学传伏生。”

　　五首“祝寿诗”读下来，不见贺孔才有一两句吟咏王树枏收藏西域文书之功。是不好说，还是彼时已将藏品售卖到日本？不得而知。

　　想当年，梁素文奉使监理新疆财务，要查贪查腐，所查主要人物其实就是王树枏。据《陶庐老人随年录》（中华书局，2007），1908年，王树枏在新疆为开财源，“试办纸币一百万两发行通省”，结果，度支部“派监理官梁玉书采督财政，事事掣肘，不顾大局，不第纸币不准增造，且欲将已行有效之币收回，至问伊理财之方，则懵然而不知所措。呜呼！……其所谓监理者于外间应兴应革之事毫无知觉，但钳制之使不得动作，日日造表册而已。”可见，王、梁二人的关系一度紧张。好在他们有个共同爱好，那就是收藏西域文书。奇怪的是，关于这项收藏，王树枏在《年录》中也不曾有一言提及，难道这在当时是“只做不说”的事？

　　知道了二人之关系，参观《琳琅萃珍》大展时，看到“出道即高峰”的第一件展品，竟然是素文珍藏、王树枏题识，会觉得怪怪的。其实，还有更奇怪的：“残卷六种”只展开了三种，未展开的全卷末尾另有王树枏和梁素文跋语各一则。王树枏的跋语写于1911年，即他离开新疆前夕。据《琳琅萃珍》画册，这则跋语的内容是说：这几张残卷光怪陆离，如覩丹文绿字，真乃六朝之精品。辛亥五月，我将回京，素文先生说给我此卷以赠别，而有朋友说道远不便携带，那就算了。

　　原来，这一卷“素文珍藏”本是梁玉书赠给王树枏的，王树枏怕累赘，没要，还把没要的原因在跋尾交代清楚。我猜想，他当时也没太把吐鲁番文书残片当回事，不过觉得字写得别致，是文人雅玩一类东西。到了1914年，他在北京又将一件裂成两片的东晋时期写本《佛说首三昧楞严经》分送友人，并各写有跋语。此时他对西域文书的价值就看得比在新疆高出一大截了，以至于跋语中既有“笔意古隽，如出茧蚕蛾，蠕蠕欲动，钟太傅书当以此为滥觞，元人所谓单牍片纸，不啻金玉者也”之句，也有“娜婀作态，满纸生妍，盖数千年未见之物也……一字千金，可以疗饥”之句。当然，他或许还没有把这些千年古物看做是国族文化的珍宝，而只当成了友朋间送来赠去、买来换去的文玩之类。

　　整体书籍观

　　3月初我们到达杭州奥莱美术馆时，门前一侧的大屏幕上，正一遍又一遍播放范景中老师评点《琳琅萃珍》展览的视频。来之前这个视频我已看了不止一遍，范老师提到书籍领域“珍宝观念的缺失”尤其让我印象深刻。我告诫自己说今天来看“唐宋元明清典籍特展”，不是普普通通来看书的，也不是来看普普通通书的；今天是来看“书中珍宝”的。

　　早在二十多年前，范老师即已提出“书籍之为艺术”命题。在谈论自己本次观展感受的短视频中，他进而强调了“珍宝”观念。他说，这个展览把中国文明中一些非常精粹的东西展示出来了，水平之高让人震惊。他说，民间收藏家能够如此精心珍藏、爱护一个民族的古物或古董珍品，正说明这个国家的底蕴深厚。“我们应该向民间收藏家致敬，因为他们，中国文明物质形态的珍宝才能更好更多地流传下来。”

　　范老师特别留意到民间收藏家对藏品的爱护备至，说这让他很感动。他说，有些公藏机构的工作人员有时会忽略自己接触到的藏品其实是一个民族的珍宝，“珍宝的观念会失去。这方面应向民间收藏家学习，让珍宝的观念强烈起来。无论公藏私藏，我们对承载文明的古物都能精心爱护，文明才能传承下去。”

　　书籍之为读物、书籍之为艺术与书籍之为珍宝，三者互不偏废，各得其所，作为人类文明载体的书籍之“整体观”才能得以建立与健全。受范老师观点启发，我为几年前自己构建的所谓“整体书籍观”找到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这是我杭州看展的意外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