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凹

　　对民国时期开明书店出版的图书，我情有独钟。尽管开明版的书册，其文质，亦不甚齐整，但读开明版的书总会有实实在在的收获，使人不忍与之作交臂之失，随见随买，积了相当的数量。虽原版不多，但翻印、影印本和重版本却多，足以窥识开明图书的内在情性：朴实、扎实及充实。一个“实”字，正是读书人求之所在，爱上这样的版本，正是情理所在。

　　所以，开明版图书，在我这里虽系旧书，却多为新刻，翻检之际，感受文化延续不息的脉搏，生出许多无边际的感慨，随手记之，以备忘——

　　《燕知草》：氤氲“心境冥化”之气

　　《燕知草》的书名，是作者俞平伯从自己的诗句“而今陌上花开日，应有将雏旧燕知”中胎生而出的。书前有朱自清的序，书后有知堂（系周作人的号）的跋，甚是堂皇的一个阵容。开明版图书，尤其是散文集，一本书的前后序跋均全，甚至多人作序、多人写跋，形成一种特别的规格。这种形式，给人以团团的文气，直让人觉得，其实文气，或曰文化，是由众多文人簇拥着、共同呵护着才可以形成的；个人的作为，实为群体构建中的一个材料，一个被珍视着、不可或缺的材料。这种文人之间相濡以沫、气息相通、互相呵护、共荣共生的传统气韵，至今已淡了许多，让人不禁生发一种对昨日的艳羡与敬慕。

　　俞平伯的散文，是一种独特的文体。正如周跋所说：“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

　　这是概括精当的话。雅致，是俞氏散文的底色，文句的曲与涩，使其文境耐人寻味。所以，没有一颗入定的心，或曰一颗禅心，是读不出真趣味来的。市井之人与俞氏散文相隔膜，便是一桩极自然的事。

　　他的《眠月》中有一段话：

　　“若以我的意想和感觉，惟平淡自然才有真切的体玩，自信也确非杜撰。不跑野马，在月言月。身处月下，身眠月下，一身之外以及一身，悉为月华所笼络包举，虽皎洁而不睹皎洁，虽光辉而无有光辉。不必我特意赏玩它，而我的眠里梦里醉时醒时，似它无所不在。我的全身心既浸没着在，故即使闭着眠或者酣睡着，而月的光气实渗过，几乎洞彻我意识的表里。它时时和我交融，它处处和我同在，这境界若用哲学上的语调说，是心境的冥化，或曰俱化。”

　　这种“心境冥化”之气，几乎氤氲于《燕知草》中所有的篇章，攫人心神，让人感到文心之温暖。

　　朱自清散文贵“情”，知堂散文贵“雅”。俞氏正是对二者作了无意识的“交融”，雅致得情意深含，吟之哦之，咏之玩之，暖透身心。

　　《平屋杂文》：他的心是民间的

　　系统地阅读并玩味夏丏尊的文章，《平屋杂文》给了我惟一的机会。册子中的文章，多为叙事文，称之为杂文，颇为不确。

　　从文中，可以感到夏氏是一介憨朴之士，与丰子恺一样，具有一颗“佛心”。他有一肚子“热情道理”，怕他的读者读不懂，理解不到，便给你讲一段故事，举一个人物，推出一组情节，设置一种氛围，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接近及至接受这些道理。

　　比如《怯懦者》《猫》《长闲》。

　　他自觉地接触底层，寄予同情心，甚至投入一种“感同身受”的感情。所以，他的心是民间的；而叙事体亦正是民间的文体，他文章多叙事的成分，便不足怪也。

　　这让我们想到现时之下，那些所谓的精神界的战士。这些“战士”的确有高贵的品格和高尚的情怀，却选择了“形而上”的斗争方式，抽象的演绎与论争占了大部，除了少数“同心同气者”以外，能够给予理解的人实在太少。其“受众”亦少，其“振聋发聩”力亦贫弱。呼号几声以后，便被市声所湮没，是必然的运命。

　　是不是像夏公一样，找一种更接近民间的“形而下”的文体为好？

　　其实，这不是简单的文体问题，而是世界观的问题。夏公写《良乡栗子》，不是描绘一种民俗图景，而是取“良乡栗子，难过日子”的视角，关注秋凉之后穷人的生活，诉说一种体恤、一种慰安。

　　一切高高在上，一切自以为是，一切以“私语”为文本的作家，怎么会写出这样的句子，表达出这样的情感呢？！

　　夏公不朽。

　　《旧戏新谈》：卓绝的散文

　　知道黄裳的这部《旧戏新谈》，是在读了唐弢的《晦庵书话》之后。唐弢在书话中谈及这部书，说其所涉虽是旧戏，重要的却还在“新谈”：“一提到新谈，在这门上，作者的成就可就绝了！常举史事，不离现实，笔锋带着情感，虽然落墨不多，而鞭策奇重，看文章也就等于看戏，等于看世态，看人情，看我们眼前所处的世界。有心人当此，百感交集，我觉得作者实在是一个文体家，《旧戏新谈》更是卓绝的散文。”

　　便留心这部书，搜寻经年，终于在一书摊上见到玉颜，摩挲那朴淡的封面，心热眼酸，落泪一二滴。

　　挑灯夜读，果然如唐公所言，系“卓绝的散文”。

　　文中对戏的评论，笔笔精当，句句扎实，让人觉得作者是作为一个研究旧戏的专家作行当里的评判。但其更大的魅力，却正在于他跳出戏评自身，以“舞台小人生，人生大舞台”的立足点，对现实与人生进行了批评与“鞭策”。唐公之言凿凿。

　　譬如对俞派(菊笙)名剧《金钱豹》的评论：

　　“多少年来，我们也看了不少这种活剧，妖怪作祟，社会哗然，大加检举，然而只要是‘太上老君’或‘观音’的坐骑，后来大抵无事，只有小妖颇有不少牺牲于金箍棒下。”

　　又譬如在《空城计》的评文之中：

　　“政治家是可以说谎的。然而这却并非职业。偶尔说一次谎是天才，以说谎为家常便饭的则不免为蠢才了。《空城计》偶尔一演，精彩不凡，每天都在摆空城计，即使真的‘妖道’，恐怕也要不得了也。”

　　所以，《旧戏新谈》真正让人会心处，是这些与史与世贴得切当的妙论。与其说它是一部剧评或散文，不如说它是一部笔锋流转、文意曲婉，然而却让人悟得明白的杰出政论。

　　旧戏仍在重演，“新谈”的意韵便袅然不绝。

　　《蛤藻集》：作家与环境的宿命

　　《蛤藻集》是开明书店印发的老舍小说集。计短篇六，中篇一，系在青岛写成。因临近海边，老舍常携其女在沙滩散步，随手捡一些蛤壳与断藻，一表示随意，二表示谦虚，名《蛤藻集》。

　　坦白地说，集子中的小说不是老舍先生卓越的小说，亦看不出老舍作品后期的风格，取蛤藻名之，可见老舍心怀的坦诚与人格的谦实，不免让人生出敬意。

　　读了集子中的小说，知道老舍还写过这些东西，便足矣，没有更多的评说。只是由此引发了一个题外的意想，便是作家与环境的关系。

　　作家与环境是一种宿命关系。

　　老舍注定要在北平的四合院里，写出杰出的京味巨著《四世同堂》；青岛作为他居留的驿站，只能拾捡到“蛤藻”。

　　梭罗因为数年孤独地居停在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才有宁静而幽深的思想巨著《瓦尔登湖》。

　　屠格涅夫一生漂泊不定。但无论是在彼得堡和柏林求学期间，还是日后长期的域外侨居，每年短暂的夏秋两季，他都要回到自己的庄园写作，直到他的晚年。屠格涅夫病逝于巴黎，他在庄园的大门上留下了一句话：“只有在俄罗斯乡村中，才能写得好。”

　　我出生在偏僻的山区小垭，那里盛产酸涩的土杏。我是嚼着酸杏长大的，有了一个好胃口，便有能力消化生活中的一切滋味。写出的文章便于酸涩中透出乐观温暖的味道。有人说，我善于忘却苦难，其实，生活本身便从来不是一个绝境，土杏再酸涩，不是还可以咀嚼一番吗？！

　　后来，我到了一个小城，开始感到忧伤。因为离开了原来的那个生存环境，一切皆显得隔膜。一天在集上走，看到了故乡的土杏居然卖到了小城的市面，顿然感到自己并没有走远，自己生命的根系仍潜潜地吸吮着故土之上流渗而下的养分；一颗年轻的心，便自安定于市声的烦嚣，一笔一笔地写土地上的事情，一笔一笔地探究生活之中属于本质的东西。

　　我心安于有土杏可嚼的环境。

　　有了心安的环境，便能在孤寂而温暖的灯光下，一本一本地，以欣悦之情，以无欲无怨之境，翻阅开明版的旧书，在“旧雨”中求“新知”，渐渐觉得自己也有一定的境界了，偷偷地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