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程

　　一口气读完厚厚两大本、共计六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国宝》，我脑海中闪现出的第一个念头是：真正的才华，确实是可以“随物赋形”的。

　　向史实框架灌注生命气息

　　多年来，祝勇以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的身份，专注于对故宫进行多重角度的文学书写，已出版数十种故宫系列著作，凭借一己之力，营建了一座“纸上的故宫”，引发了广泛关注和好评。但这部新著，不同于此前的大多数纪实性作品，它是作者向小说创作天地的一次雄心勃勃的进军，让人看到了作者在虚构写作领域的不凡潜力和出色表现。

　　从散文纪实到小说写作的“频道转换”，对作者无疑是一次重大挑战，因为不同的文体对应着性质相异的审美期待。这部小说以抗战期间故宫文物南迁的真实历史作为背景，艺术地再现了那一段艰苦卓绝的历程。了解迁移的过程并不是很困难，有关文献档案记载了主要事件，作者此前也写过一部名为《故宫文物南迁》的长篇纪实作品，对那一桩壮举进行梳理重构。但当将它以小说的方式呈现时，仅仅描述这些事件就远远不够了，它们只能作为作品的框架结构，就仿佛一个人的骨架，而被别人认识和记住，更主要是凭借其音容笑貌、言行举止等等属于血肉肌理的成分。它们在小说中体现为具体而微的情节、细节、心绪、氛围等等，是感性丰沛的存在，对构成作品至关重要。但在资料记载中，文物迁移过程中的具体情节是被忽略的，护卫文物的故宫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心态，更是阙如不载。当然，无法责备档案资料的疏简，它的性质就是如此。这些空白，恰好是预留给作家的空间，等待他用想象力来填补和占领。

　　祝勇未负自期也不负众望，展现了出色想象力。我们看到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看到了跌宕起伏的动人故事，看到了鲜活丰满的浩繁细节。针脚细密的书写，还原了那一段时光中的众多现场，让已经被历史烟云遮蔽的往事变得清晰真切，向史实的框架中灌注进了生命的气息。而在这一切之上，一种高贵的人性力量，一种惊天动地泣鬼神的民族精神，得以获得深刻的揭示和表达。

　　展现生活与人性的幽深和庞杂

　　读这部作品，是对“家国”这一词汇深入而形象的理解。家与国的并置，并非修辞的需要，而是一种客观的现实。九一八事变后，爱国青年那文松自沦陷的东北逃到北平，入职故宫博物院，并与古玩收藏家梅从云的女儿梅遇影结为夫妻。日本侵略者觊觎华北，那文松和故宫同事离开北平，护送部分故物南迁，从此一去不返。北平沦陷，家人在敌寇的铁蹄践踏下备受煎熬，梅遇影先后两次带着幼子，踏上了寻找丈夫的漫漫征程。这一家人的身世遭际、悲欢离合，与故宫文物南迁的宏大叙事相互映照，折射了那个血与火交织的苦难时代。他们聚散流徙的背后，是一幅整个抗日战争的长景画卷——东北沦陷、长城抗战、卢沟桥事变、淞沪抗战、南京大屠杀、花园口黄河决堤、豫湘桂战役、重庆大轰炸、日本投降……这些重大历史事件，都按照时间顺序，出现在此次面世的第一卷《千年丹青》和第二卷《万里河山》中。

　　小说中，故宫文物南迁的整个过程，被嵌入了这个历史大背景中：文物从北平运到上海租界保存，后来再运到南京的库房里，又赶在日军进入南京之前紧急抢运，沿着陇海铁路西行到宝鸡，翻越秦岭到汉中，再经秦蜀古道到达成都、峨眉等地保存……故宫人的脚步轨迹，成为小说中的一条叙事主线。漫长的时间跨度，丰富浩瀚的内容，使得作品具备了一种可被称之为“长河小说”的特质。

　　在这样的背景之上，闪现着一众生动传神的身影。那文松、易东篱、马横岭、石不言、丁彤云、郭之南等，从院长到普通员工，从文物专家到护卫人员，许多守护文物南迁的故宫同人们组成了一个人物群像，各自有着独特的个性光彩。漫长曲折的征程中，苦难连绵不尽，考验接踵而至。他们颠沛流离，饥病交加，但每个人都尽职尽责，坚韧不拔，面对种种磨难而初衷不改。他们付出巨大的辛劳，甚至献出了生命，都是为了完成这一重大使命，为了让中华文化的珍宝得以保存和传承。唐知微因抢运文物牺牲于敌机轰炸，吕医农的两个女儿死于黑热病传染。而生活在沦陷区日寇铁蹄下的亲人们，也以一种决绝的生命姿态，体现了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一种优秀历史文化哺育出的高洁人格。那文松的岳父梅从云和岳母萧桂花，因不堪受辱而自戕身亡，丁彤云的父亲梨园武生丁铁竹不肯苟且偷生，在戏台上与敌酋搏斗，惨遭杀害。这些人物形象的刻画，都印证了这部作品的艺术品格。毕竟，出色的人物塑造是一部长篇小说的灵魂所在，是属于这一文体的最为根本的规定性。

　　除了上面这些给予正面褒扬的形象，小说还描绘了一些内涵颇为复杂的人物。他们非白非黑，色彩驳杂，难以用明确的价值尺度概括评判。像郎山岳是知名文物鉴赏专家，专业水平精湛，但心术不正人品猥琐，凭借制造书画赝品牟利，令人不齿，但在关键时刻，却能够守住最后一道民族大义的防线，将一件被各方势力觊觎搜求的南宋书画珍品，交给那文松转交故宫收藏。小说中对这一类的人物有着深入的洞察，他们内心深处的矛盾、迂曲和幽昧，被描绘成一幅灵魂的“浮世绘”，展现了生活与人性本身的幽深和庞杂。

　　深厚古文物知识赋予作品特殊质地

　　作者丰富深厚的古文物知识素养，赋予这部作品一种特殊的质地，仿佛瓷器上泛着润泽光亮的釉彩。作品中对馆藏文物的大段介绍描述，并非獭祭鱼般的知识堆积和炫耀，其旨归所在，是为了深入阐释这些民族文化瑰宝的珍贵价值。对作为故宫镇馆之宝的十面石鼓的重点描绘，尤其具有浓重的象征意味——坚硬的石头和镌刻其上的古文字，象征着中华文明的韧性和不屈精神。它不仅是形象地诠释了作为书名的“国宝”二字，更是揭示出文物南迁的重大意义——守护中华民族文化根脉的壮举。对于这一点的深入揭示和充分铺陈，有助于更好地刻画这些故宫文物护卫者的灵魂，彰显他们人格的崇高和牺牲的壮烈。

　　将一项伟大的民族文化保护壮举，给予艺术化的虚构表达，祝勇完成了一次步幅阔大的文学跨越。这部作品既体现了作家本人对写作空间的开拓，也给读者提供了一种更为感性化、更能震撼灵魂的方式，来充分而深入地认知这一次伟大行动的意义——热血和勇气，责任和担当，山河气象与时代风云的叠印、个体生命与历史走向的纠缠、民族的百年屈辱和浴火重生……这部作品仿佛一曲交响乐的不同乐章，共同奏响了一个恢宏激昂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