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霞

　　今年3月1日是农历二月初二，“二月二”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之一，又称“春龙节”“春耕节”。这一天有许多民俗活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习俗之一就是理发，俗称“剃龙头”，寓意辞旧迎新、祈求好运。清人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胜》中提到，“二日为龙抬头日……士民又于是日栉剃，盖取龙抬头之意云。”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众多石刻文物中，有一通整容行公益会碑，是民国时期北京理发行业为纪念行业公益事业而立。

　　1933年，正阳门原瓮城内空场上的剃头场景。

　　整容行的历史

　　现存的这通整容行公益会碑立于1921年，方首方座，通高1.4米，卷草纹连框，上方自右及左横题“整容行公益会碑”和“万古流芳”两行额文；碑阴额题“共襄义举”“万古千秋”，其下竖刻碑文。碑文简述了我国古代人民由蓄发到清代剃发、现代理发的演变，及行会所属慈善机构公益会的内部组织管理制度等。碑阴镌刻公益会21位发起人的名字，有陈通魁、张德永、赵元瑞、张文魁、杨德全等，他们应当是整容行公益会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估计也是行业中经济实力相对较强者。公益会所有款项按人派捐，铺长21名，每人每日四文，伙友90人，每人每日二文，合计每年9.636两白银。

　　明清时期的京城工商业者，为了维护本身利益，防止同业不良竞争，纷纷成立具有行会性质的会馆、公所和公会。这些会馆、公所和公会镌刻了不少碑刻，这些碑刻详细地记载着会馆、公所和公会成立沿革，同行业规，同行捐助情况，以及行会与牙行斗争还有组织工人罢工等情况，对研究明清北京地区的社会风俗和经济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如碑文所言，“整容之业，由来旧矣”。汉朝出现了以修发为职业的匠人，南朝出现了职业的理发师。南宋都城临安出现了“净发社”，主要从事理发行业，大家用“镊工”“待诏”称呼理发师。《净发须知》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详细记录理发行业的著作。到了清末，净发换了名字——整容。清朝实行剃发制度，人们需要定期理发，因此整容行业较之其他朝代特别发达，从事理发职业的匠人数量庞大。到辛亥革命前，理发业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而存在于街头巷尾了。辛亥革命后，原来的剃头店一律改成理发店，剃头师傅变成了理发师。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一个吴老宫（宫中梳发人）发起，成立整容行公会，那时城区有二百多户剃头棚。光绪三十二年，整容行在正阳门外马神庙街设立公益会。该会为慈善性质，用以接济本行人或年老孤苦、不能自食其力者，由公益会“出赀材以养之”；身罹疾病以至死亡者，公益会“备义材、置义地以葬之”。任事之人，均以公益会铺长按日轮班。

　　立于1921年的整容行公益会碑。

　　头发的特殊意义

　　中国古人将头发和服饰视为文化、文明的重要标志，不仅体现了礼仪规范和身份认同，还承载了深厚的伦理、政治和社会意义。《论语》记载孔子名言：“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这里孔子提到“被（披）发左衽”，指的是当时中原人束发右衽，而周边民族披发左衽。孔子认为，如果没有管仲，中原文化可能已被异族同化，文明礼仪将不复存在。这表明头发和服饰不仅是外在装饰，更是文化认同和文明传承的象征。

　　《孝经》中提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不重也”，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头发的重视，保护头发是对父母的尊重和孝道的体现。在古人看来，头发问题是“头等大事”。曹操“割发代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典故。据《三国志》记载，曹操在一次行军途中，为了维护军纪，下令“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然而曹操自己的马因受惊而误入麦田，践踏了庄稼。曹操拔出佩剑，割下一缕头发，代替斩首之刑，并对全军宣布“割发权代首”，可见头发的重要地位。

　　历史上，改朝换代时常伴随着发型和服饰的变革。碑文中提到了“剃发令”和“洪杨之乱”两件大事。清入关之前，汉人和其他民族一般都保留长发，即所谓束发，而满族习俗，男子要剃发，头顶中间保留长发梳为长辫。1644年清军入关时曾经颁发“剃发令”，要求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按照满族的发式剃发易服，引起汉人的不满和反抗，后废除此令。清兵进军江南后，1645年6月15日，多尔衮再次颁发“剃发令”，规定：“全国军民，京城内外限十日，直隶及各省地方以布文到日亦限十日，全部剃发。”这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以此作为归附的标志。“洪杨之乱”“洪杨蓄发称兵”，是指太平天国运动，它由洪秀全、杨秀清等人领导，持续长达14年，波及大半个中国。碑中的“发逆”，是清朝官方和民间对不剃发的太平天国军队的贬称，另一个污名化的词汇是“长毛”。这些称呼反映了清朝对太平天国的敌视态度，同时也揭示了太平天国在服饰、文化和政治上的独特性。

　　碑刻撰文者的故事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和主角，除了极少数立德、立功、立言的成功者，大多数人都如尘埃一样湮没在历史深处。整容行公益会碑的撰文者林世焘，因为碑刻、中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以及与清末名臣张之洞的关系等原因，让人们记住了他的名字。

　　林世焘，字昭彦，号次煌，广西贺县人，是晚清至民国初年的重要政治人物、书法家，也是洋务派代表人物、晚清“四大名臣”之一张之洞的侄婿。他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参加清朝末科殿试，以第二甲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中进士，并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因办学务被授予编修之职。

　　1904年为农历甲辰年，当时正逢慈禧太后七十大寿，特增加一次会试，时称“甲辰恩科”。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也是林世焘生命中的高光时刻。参加这次殿试的很多人青史留名，如一甲三名的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进士谭延闿、汤化龙、沈钧儒等。这次末科殿试不但考生后来的名气大、贡献大、影响大，由光绪帝钦点的八大考官也都是晚清政坛大名鼎鼎的人物，有武英殿大学士王文韶、礼部尚书鹿传霖、刑部尚书葛宝华、都察院左都御史陆润庠、商部左侍郎陈璧、吏部左侍郎李殿林、吏部右侍郎张英麟、礼部右侍郎绵文，可谓风云际会，空前绝后。

　　在殿试前的会试中，林世焘仅考中贡士第272名，因为排名比较靠后，本无心参加殿试，欲“请归原班”。湖广总督张之洞（林世焘夫人为张之洞侄女）听说后，一日内连发五封电报严责林世焘，命其一定要考取“馆选”（即入翰林院）。结果，林世焘高中二甲第二名，他的殿试卷现在存世，展现了其深厚的经学功底和出色的文采。（作者为北京石刻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