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赵晓霞

　　“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描述的正是北庭的景象。1000多年后，考古工作者将目光投至这座历史古城，一代一代接续，重现历史风貌。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主任郭物是北庭故城考古队领队，在日前于北京举办的第六届中国边疆考古学术研讨会上，他和北庭故城考古队执行领队崔嘉宝先后介绍了北庭故城遗址的考古进展。

　　在会上，51场学术报告的内容涵盖了中国边疆省份最新的考古发现、城市考古、边疆族群文化、边疆史地、佛教考古、中西文化交流、冶金考古、植物考古、文物保护与实验室考古等诸多方面，涉及时段跨度长、议题广，展现了中国边疆考古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向以及欣欣向荣的发展气象。

　　北庭故城2号遗址 北庭故城考古队供图

　　●新成果刷新相关领域认知

　　北庭故城遗址位于新疆吉木萨尔县城北偏东12公里处，南枕天山、北望草原，是目前天山北麓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古代城市遗址。这里先后为唐代庭州和北庭都护府（伊西北庭节度）、高昌回鹘夏都、元代都元帅府和别失八里宣慰司驻地，是唐至宋元时期天山北麓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也是丝绸之路北道必经之地，对古代西域的繁荣稳定以及丝绸之路的畅通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北庭故城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郭物于2005年参加遗址的考古工作，从2018年开始主持该遗址的考古工作。在他的计划中，未来还要长期做工作。此次研讨会上，郭物分享的是“边疆治理视域下的北庭宗教考古”。“北庭除了承担最主要的军政功能以外，宗教文化的功能也是其有机构成。各大宗教都曾流行于此，形成了佛教为主体，多元宗教共存，和睦相处的局面。”郭物说。

　　北庭故城遗址2024年的考古收获由90后姑娘崔嘉宝介绍。在郭物看来，年轻人在考古工作中用到了一些新方法，带来了新的气象。

　　“2024年的田野考古工作从5月至10月，基本揭露出2号遗址的整体面貌，其修建、使用、扩建及改建直至废弃的过程较为复杂。2025年计划对3号遗址进行发掘……”崔嘉宝的介绍丰富而清晰。

　　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的河泊所遗址一直颇受关注，相关考古成果在此前的中国边疆考古学术研讨会上也有呈现。据河泊所遗址项目负责人蒋志龙介绍，2008年至2010年，为寻找石寨山文化的聚落遗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国外高校合作，在滇池盆地开展了两个年度的区域系统调查，发现79处石寨山文化和汉文化遗址，并初步确认河泊所遗址是滇池盆地最大的石寨山文化中心性聚落，极有可能是古滇国都邑。

　　时隔数年,“石寨山古墓群考古工作计划”即石寨山大遗址考古项目正式获批立项，以寻找石寨山文化聚落为首要目标的主动性考古工作得以系统开展。从2014年起，经过10年的考古调勘、发掘和研究，基本摸清了河泊所遗址以台地和河道相间分布的原始地貌及景观格局。“同时，在以河泊所村为中心的遗址西部区域，发现了石寨山文化聚落及年代更早的考古学遗存，而在石寨山南部以上蒜第一小学为中心的遗址东部区域，找到了汉代益州郡的重要线索。”蒋志龙说。

　　河泊所遗址上蒜第一小学地点近年的考古发掘，出土了“益州”铭文瓦当、“滇国相印”“滇王相印”“益州太守章”“益州刺史”等与滇国、益州郡及其下辖县、益州郡周边多个郡治有关的官印封泥和大量有字简牍。

　　图为滇王金印与河泊所遗址出土的部分封泥。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泊所考古工作队供图

　　由蒋志龙的报告可见，从地理位置上看，河泊所遗址地处滇池东南岸最肥沃的滨湖冲积平原，西部紧邻滇池，东部自北向南有梁王山、左卫山、金砂山、龙潭山四座山体围合，遗址东北约700米处即是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古墓群。遗址主体遗存的年代早至商周时期，晚至秦汉之际，是石寨山文化最重要的核心聚落遗址。

　　蒋志龙表示，河泊所遗址上蒜第一小学地点近年的考古发掘，发现了规模庞大的双重“墙壕”结构及疑似挡水坝的大型木结构遗迹，揭露了城内主干道路、排水系统、高规格衙署建筑区等城址主体结构布局，出土了“益州”铭文瓦当、“滇国相印”、“滇王相印”、“益州太守章”、“益州刺史”、“广汉”等与滇国、益州郡及其下辖县、益州郡周边多个郡治有关的官印封泥和大量有字简牍。“这为最终确定汉代益州郡郡治位置提供了最重要的考古学实物证据，结合文献关于汉代益州郡的相关记载，可以确定河泊所遗址以上蒜第一小学地点为中心的区域正是汉代益州郡郡治所在地。”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党郁介绍了赤峰市敖汉旗下洼镇元宝山积石冢的考古新成果——发现一处红山文化晚期建筑遗存并基本确认其为一处坛冢合一、墓葬兼祭祀遗存为一体的高等级遗存；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夏格旺堆分享了玛不错遗址考古发掘的新收获——遗址不断发现的各类遗存现象，丰富了青藏高原史前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及其内容……

　　在专家们的讲述中，这些考古新成果不仅勾勒出过去一年中国边疆考古工作的丰富图景，还刷新了人们对于相关领域的认知，丰富了不同时代中国边疆地区的历史风貌。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刘勇在介绍对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彩陶坡遗址出土蚌饰开展的实验室考古。

　　记者 赵晓霞摄

　　●多学科合作丰富考古成果内涵

　　开展边疆考古，多学科合作尤为重要，这不仅是与会专家学者的共识，还是具体实践。在他们看来，考古工作中的多学科研究可以使考古成果内涵更加丰富，反映出的古代社会面貌更加清晰和翔实。

　　2023年，赤峰市松山区彩陶坡遗址出土了一组蚌饰，发掘者认为蚌饰呈龙形，属于红山文化早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刘勇分享的正是对该蚌饰开展的实验室考古研究。据刘勇介绍，针对蚌饰的保存现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故宫博物院、北京理工大学组成课题组，本着最大程度提取考古学信息和最大限度保护遗存本体的原则，制定了X射线CT成像、图像分割、3D虚拟拼接、开箱清理、3D建模、遗存提取、蚌饰种属及位置鉴定、遗物表面清理及加固保护、实物拼接的技术路线，对蚌饰开展实验室考古研究工作，最终将蚌饰成功保护和复原。

　　“研究可知，蚌饰材质为三角帆蚌，通体舒展，由头、身体、两足和尾巴构成，头、身体和两足由一整块蚌壳经过打磨、切割、单面钻孔、刻划制成。”刘勇说，“本研究为出土脆弱、具有组合关系遗存的预探测、保护和复原提供了技术借鉴，为研究红山文化早期龙形象提供了重要资料。”

　　入选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的考古发掘曾被专家评价为“多学科合作的典范”。多年来，热水联合考古队采用全站仪、无人机等技术手段，树木年轮、三维建模、动植物考古、金相分析等检测鉴定方法，全面、翔实、准确地记录和提取相关信息。

　　在研讨会上，几位学者分享了血渭一号墓出土遗物的最新研究成果。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崔剑峰关注的是“青海乌兰泉沟M1和都兰热水血渭一号墓出土玻璃的科学分析和产地”。据崔剑峰介绍，两座大墓都出土了大量玻璃珠饰，通过科学分析发现血渭一号墓各色玻璃均为来自中亚的波斯—萨珊玻璃，是长距离贸易来的西方产品，这凸显出隋唐时期作为丝绸之路交通枢纽的“青海道”在东西南北交通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也有研究聚焦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的扎经染色织物，从出土纺织品如何进行有效保护以及出土纺织品的技术、称谓、功用等方面进行了介绍。

　　在会上，不少报告展示了多学科合作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施劲松表示，今天的考古学本身已经融合了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尤其是自然科学的方法，我们从考古材料中获得丰富的信息，并拓展出新的研究方向。但边疆考古还需要更多学科的参与和协作，例如，历史学有可能使考古材料获得明确的历史线索和背景，考古学的认识可以得到历史文献材料的支持。同样，民族学、宗教学、语言学、艺术史、环境科学等，都需要加入其中。“多学科研究是边疆考古的必由之路，希望边疆考古研究能够成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范例。”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元宝山积石冢遗址清理墓道现场。

　　来源：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元宝山积石冢遗址考古发掘项目组

　　●实证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

　　中国边疆考古面向边疆地区的古代遗存，具有涉及区域范围广、时段长、问题域层次丰富等特点。在施劲松看来，中国的边疆地域辽阔，各时代的不同民族在边疆地区留下了丰富、多样的文化遗存。长期以来，边疆考古致力于揭示边疆各地的古代文化、社会的面貌和发展演进，丰富的考古材料实证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陈建立分析了商周时期中原与边疆地区的金属资源流通问题。他表示，如何从青铜金属资源的获取以及青铜器的生产、流通与技术创新等方面，研究商周时期从中央到地方、从中原到边疆的国家治理模式，对于认知中国国家治理方式的演进历史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陈建立认为，中国青铜冶铸技术的起源与发展是外来因素与本土创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起源阶段，体现出青铜冶铸技术从边疆到中原地区的传播与发展的重要性；而在中原地区发明了块范法铸造青铜器之后，整个商周时期，中原与边疆各地之间的金属物料产地几乎同步转变、过程高度一致，真实反映了金属原材料在各地区之间的互通状况，体现出以青铜器的生产和使用为核心，完成了从中原到边疆地区的文化整合。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礼艳关注的是东北地区青铜器所见中原文化因素。她表示，东北地区目前发现的与中原地区有关的青铜器可分为三类，包括典型的中原式青铜器、本地仿制的中原式青铜器以及由本地生产的融合自身特色又带有中原文化风格的青铜器。比如，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天宝同出土的铜甗，就是典型的中原式青铜器，推测来自中原地区。

　　唐朝墩古城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地处丝绸之路新北道的重要节点以及东西交通要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任冠介绍，2024年对该遗址的考古发掘，主要是清理城址中心佛寺的周边遗址，在佛寺东侧清理出佛寺山门以及其他房屋建筑，南侧清理出数间房屋建筑，并在其中发现佛教塑像、经卷残片、织物等遗物。

　　考古发现表明，佛殿、回廊和前庭地面均以方砖铺面，前庭发现有南北并列的柱础，坍塌堆积内出土有莲花纹瓦当等建筑构件，体现出较为浓重的唐代中原建筑风格。佛殿内发现的壁画为高昌回鹘时期绘制，并留有回鹘文榜题。此外，出土的部分经卷正面书写汉文、背面书写回鹘文，印证了佛寺在古城内的沿用改建与佛教信仰在天山北麓地区的传播流变。

　　“唐朝墩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印证了天山北麓地区唐代至元代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共存、多文化兼容的历史事实，鲜活地反映出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面貌。”任冠说。

　　正如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刘国祥所总结的，中国边疆考古获取的各类遗迹丰富，遗物质地、形制多样，这些考古最新材料对于探讨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不同区域间互动交流，以及更广泛的亚欧视域下的东西文化交流，都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唐朝墩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印证了天山北麓地区唐代至元代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共存、多文化兼容的历史事实。

　　图为唐朝墩佛寺遗址出土壁画。

　　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队供图

　　延伸阅读

　　作为中国边疆考古的重要学术交流平台，中国边疆考古学术研讨会自2019年创办起每年举办一届，至今已连续举办六届，展示了中国边疆考古的最新田野发现和前沿研究成果，促进了多学科交流合作。

　　第六届中国边疆考古学术研讨会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共同主办。

　　中国历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马援表示，近年来，边疆考古依托“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考古学的热门学科之一，日益为学界所瞩目。在新形势新要求下，边疆考古工作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快建构有自主特色的边疆考古学术体系。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乔云飞表示，要充分认识边疆考古工作的重大意义，按照“大考古”工作思路，以扎实、严谨的考古成果系统阐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