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么振华在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上讲述了自己对唐代女性遗言研究的主要成果。

　　■么振华

　　在中国中古史领域，女性资料特别匮乏，主要集中于后妃、公主、烈女等少数群体，但近30年来，唐代墓志的大量出土，为唐代女性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关于唐代女性遗言人的身份，在我们搜集到的200多例唐代女性遗言中，90%以上来自官宦家庭。她们有的是官员夫人，有的出身于官员家庭，因此都能读书识字。

　　让我们感到惊喜的是，也有来自底层的女性留下了遗言，这是十分少见的。比如，河南县尉李琯的小妾张留客，她于9世纪60年代中期跟随她的丈夫李琯赴任。在唐代，任期届满后，李琯要去京师参加吏部的铨选，他铨选失败，于是被困在长安。那时候张留客租住在洛阳城北，正值洛阳饥疫，她独自照料4个子女和公婆，非常艰难地度过了这一时期。后来李琯被选授为河南县尉，张留客也随之赴任。但不幸的是，不久张留客就因为操劳过度而生病。临终之时，她拿出自己的衣物、首饰用于施舍，并和骨肉至亲饮酒诀别。

　　大约有10%留下遗言的女性是未婚女性，她们大多出身于官宦家庭，但也有数例是平民出身。比如，马氏女雷五，卒于元和中前期，她的姨母是永州司马柳宗元之妓，所以她认识柳宗元，柳宗元对她的巧慧非常赞赏。在她临终之时，她跟她的父母讲，想请柳宗元为她写墓志。她的父母一开始觉得不太可能，但是柳宗元知道后，给她写下了墓志铭，并收录在柳宗元的文集中。

　　遗言的形式主要有两大类：口头遗言和书面遗言，以口头遗言为主，书面遗言为辅。那么，大量的口头遗言是怎样留存下来的呢？是在写墓志或是其他文献的时候写下来的。

　　唐代女性的书面遗言很少，其中较典型的一例是沙州比丘尼灵惠留下的遗书。她在弥留之际召集她的亲人，留下了这则遗书，遗书的主要内容是指定侄女潘娘作为她的奴婢的继承人。

　　一些唐代女性遗言要薄葬，这与当时厚葬的风气相违背，其中主要有4个原因。其一，基于对佛教、道教的信仰，这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其二，这名女性本身较为节俭。右补阙高盖之妻刘宝平时不讲究吃穿，临终时她嘱咐丈夫“棺才周身，敛以时服”，棺材的大小够用就行，穿着平时的服装下葬。其三，考虑到后人生活的实际需要，不希望自己的丧事影响生者的生活质量。比如泗州参军刘某之妻张氏，临终遗命嗣子，“汝当节去哀情，无令害己，俭薄营葬，勿遣妨生”，说明她是一位非常明智的女性。其四，担心厚葬会引发盗墓。

　　“生同衾，死同穴”，在古代，夫妻一般都是合葬的，但是也有一些女性遗言不与丈夫合葬。比如，苏州吴县令朱祥的夫人蔺氏孀居多年，信仰佛教。在遗言中，她提出不与丈夫合葬，而要在长安城南的樊川凿壁进行龛葬。这种丧葬方式不合世俗的主流，让她的儿子左右为难。最后，她儿子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借僧人之口，说蔺氏不能和她的丈夫合葬。这样，儿子顺理成章完成了母亲的遗愿，又减轻了自己的舆论压力。

　　女性遗言不与丈夫合葬，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主观原因方面，有的女性认为没有必要跟丈夫合葬，有的女性希望能够归葬于本家，还有的女性不希望和丈夫的嫡妻争宠，因为她可能是丈夫的继室，或者其丈夫另有新欢。客观原因方面，比如，不具备合葬的经济条件、希望能够改葬其他的地方。

　　从我们目前搜集到的唐代遗言来看，男性遗言是女性遗言的好几倍。男性遗言和女性遗言在内容上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他们在临终时关心的内容有所差异。尽管唐代女性比较独立，相对来说地位也比较高，但是她们的地位还是远远低于男性的。所以，女性在遗言中更多关注的是她的家庭、子女、亲人，更多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而男性的生活舞台和活动范围都要比女性大得多，因此男性在临终之时会更多地考虑家族的长远发展，更多地关心他的工作、事业。

　　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唐代女性的社会地位较高，所以有些女性视野开阔，有一定的政治远见。唐太宗李世民的妻子长孙皇后卒于贞观十年。临终之时，她劝唐太宗要善待房玄龄，并希望唐太宗不要重用外戚，其实主要指的就是她的哥哥长孙无忌。唐顺宗的王皇后在遗令中还关注普通百姓和太医，她提出“无禁昏嫁、祠祀、饮食酒肉”“侍医无加罪”，体现了她的仁者之心。

　　今天，我们研究唐代女性的遗言，正是希望通过对唐代女性死亡观的解读，来呈现她们独特的精神和思想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