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

　　酒心巧克力

　　小时候，我只吃过普通的水果糖，没有吃过巧克力。我第一次吃巧克力，是在1974年。那一年，我27岁，刚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在一所中学里当老师。

　　我参加了一个朋友的婚礼。和现在的婚礼相比，那婚礼很简单，却是我参加过的婚礼中很奢华的一次。餐桌上的糖果盘里，我看见有包装精美的巧克力。这种巧克力，我从北大荒回北京，只在哈尔滨倒车时，在中央大道上看见过，秋林公司的酒心巧克力，长颈酒瓶状，十支一盒，太贵，没舍得买。

　　看看旁人只顾着喝酒、吃别的东西，尽管有些不好意思，我还是伸手拿起一块巧克力，剥开糖纸，塞进嘴里，一股不知是葡萄酒还是白兰地的酒液滑进嗓子眼，和巧克力微苦的感觉搅拌在一起，甜甜的，涩涩的，和我以前吃过的水果糖的滋味，大不一样。

　　忽然想到，母亲也从来没有吃过巧克力呢。我想拿一块带回家给母亲尝尝，便又果断地伸手拿了一块。有些不好意思，悄悄看了左右邻座两眼，发现没人注意我，赶紧塞进裤子兜里，若无其事地抬头看新郎新娘。

　　回到家，先从裤兜里掏出那块酒心巧克力。没有想到，巧克力化了，粘在漂亮的玻璃糖纸上。我撕开糖纸，见巧克力成了一摊黑乎乎的泥，里面的酒，一滴不剩。我还是托着糖纸，把这一摊泥递给了母亲，说：您尝尝，巧克力！

　　什么“小的力”？母亲接过这一摊泥，看了看，问我。

　　我指着这一摊泥，又对她说：您尝尝，挺好吃的。

　　母亲尝了一口，立刻说道：恶苦！一点儿不好吃。

　　说罢，把这一摊泥又塞回我的手里。

　　以后，母亲一直把巧克力叫成“小的力”。

　　芝麻酱

　　在北京，芝麻酱对于老百姓来说不可或缺。夏天，拌凉面是普通人家的基本吃食，简单，便宜，又好吃；如果再加上拌凉粉拌黄瓜，哪里能够离得开芝麻酱呢？在我家，烙一张芝麻酱糖饼，就是改善生活的大餐，一般得到节假日，或者是学校组织春游时，才会给我特意带作午餐。

　　所以，那时候，老舍先生当北京市人大代表期间给大会提的议案，是增加芝麻酱的供应量。

　　小时候，芝麻酱，对我来说真的是一种诱惑，逗我的馋虫。每家每月的芝麻酱定量有限，少得可怜，要节省吃。有时候，我妈派我到副食店里买芝麻酱，我看见售货员拿着一个木制的小提斗，从桶里擓芝麻酱，再倒进我拿的玻璃瓶里，上秤称分量，少了，再加点儿；多了，还要从瓶子里再倒出一点儿，锱铢必较。每一次都让我在心里埋怨：就多这么一点儿都不行吗？

　　那时候，一点儿芝麻酱，就是这么金贵！买回芝麻酱，我妈会把芝麻酱放在柜门我和弟弟够不着的最高处。但我妈忘记了，我和弟弟踩着椅子，不就够着了吗？当然，怕妈妈发现，我们只是用手指蘸上一点儿芝麻酱，解解馋而已。

　　我和中学同学、后来成为剧作家的李龙云，一次聊天说起童年我和弟弟偷吃芝麻酱的事，他说他也偷吃过，他家的芝麻酱也是放在柜门的最高处，他也是踩在椅子上……和我不大一样的是，他偷吃的时候，不小心把芝麻酱瓶子打碎了，那可是闯大祸了。

　　我相信，我们那一代孩子，不少人有过偷吃家里芝麻酱的经历。

　　读初一那年冬天，下午放学，我从学校出来，在崇文门外大街，靠近花市大街西口，见一家饭馆门前有人排队，风很大，还有那么多人。路过那里，一眼看见有人在卖窝头，不要粮票。那时候，每月粮食每人有定量，发有粮票，饭馆里卖吃的不要粮票，少之又少，怪不得那么多人排队。

　　我也去排队。排到前面，看清了，每人只卖半个窝头，但窝头上抹了一层芝麻酱，又撒上一点儿白糖。芝麻酱抹白糖，实在是太好吃了！我只吃过我妈烙的芝麻酱红糖饼，芝麻酱抹白糖的吃法，还是头一次。芝麻酱香香的、白糖粒沙沙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尽管过去了60多年，但花市街头，风还在瑟瑟吹过来，香味还在丝丝飘来。

　　三花酒

　　以前，王府井北口往西拐一点儿，有家小酒馆。1970年的秋天，我第一次进这家小酒馆，是弟弟带我来的。那时，我们兄弟俩分别将近3年后，分别从北大荒和青海第一次回家探亲。弟弟长高了我半头，酒量增加得让我吃惊。

　　店铺不大，却琳琅满目，各种名酒应有尽有。弟弟要我坐下，自己跑到柜台前，汾酒、董酒、西凤、古井、洋河、三花、五粮液、竹叶青……一样要了半两，足足十几杯子，满满一大盘端将上来，吓了我一跳。

　　我的脸立刻拉了下来：“酒有这么喝的吗？喝这么多？喝得了吗？”

　　弟弟笑着说：“难得聚一次，多喝点儿！以前，咱们不挣钱，现在我工资不少，尝尝这些咱们没喝过的名酒，也是享受！”

　　他特意指着一杯酒，对我说：“这是桂林的三花酒，我特别喜欢，你尝尝，很柔和，你肯定也喜欢！”

　　我第一次听说三花酒，没有喝，看着他慢慢地喝。

　　秋日的阳光暖洋洋、懒洋洋地洒进窗来，注满酒杯，闪着柔和的光泽。他将这一杯杯热辣辣的阳光，一口一口地抿进嘴里，咽进肚里，脸上泛起红光和一层细细的汗珠，惬意的劲儿难以言传。

　　不满18岁，弟弟只身一人到青海高原。想起他孤独一人，远离北京，在茫茫戈壁滩上，爬上高高的石油井架，井喷时浑身是油，连内裤都油乎乎的。扛着百斤多重的油管，踩在滚烫的戈壁石子上，滋味并不好受。除了井架和土坯的工房，四周便是戈壁滩。除了芨芨草，只有无遮无挡的狂风。没有一点儿业余生活，甚至连青菜和猪肉都没有。只有酒。

　　第一次和老工人喝酒，师傅把满满一茶缸白酒递给了他。他知道青海人的豪爽，一饮而尽，便醉倒，整整睡了一夜。从那时候起，他的酒量出奇地大起来。想想他那样小，远在天涯，荒漠孤烟，孤独无助，又如何要他不喝两口酒解解忧愁呢？于是，总会动了恻隐之心，喝就喝点儿吧，尽量少喝就是。

　　可是，他并没有少喝。我并不反对他喝酒，只是希望他少喝，尤其不要喝醉。这要求多低、这希望多薄，他却只是对我笑，竖起早磨起茧子的耳朵，雷打不透，滴水不进。

　　1973年秋天，我和弟弟分别从北大荒和青海回北京，他拉着我再去王府井这家小酒馆，我没有去，劝他也别去。他听了，没有去。

　　那一年，我先于他几天离开北京，刚到北大荒没两天，就接到家里拍来的电报：父亲脑出血病故。同样的电报，也拍到青海，可弟弟还在返回青海的火车上。我赶回北京，进门一眼就看见窗台上摆着一瓶三花酒，没有喝完的酒在瓶子里闪着光。我明白了，在我离开北京之后，弟弟还是去了王府井的那个小酒馆。他还买回一瓶他喜欢的三花酒，让父亲也尝尝。

　　肝胆易倾除酒畔，弟兄难会最天涯。

　　疙瘩汤

　　我和老顾是中学同学，一起去的北大荒，1974年春天，又一起回北京，在中学里当老师，他教物理，我教语文。那时，我们都没有结婚成家，常常有事没事，高兴了，烦恼了，不是我到他家，就是他来我家。不管刮风，还是下雪，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过去，远远看见屋里的灯光亮着，就会觉得那橘黄色的灯光像是温馨的心在跳动，朋友——不管对于我，还是对于他——都正在屋里等着呢。

　　我们聚在一起，只是聊聊天，无主题地聊天。一杯清茶，两袖清风，就那样聊着，彼此安慰着，鼓励着，或者根本没有安慰，也不鼓励，只是天马行空天南地北地瞎聊，一直聊到夜深人静，哪怕窗外寒风呼啸或是大雪纷飞。如果是在我家，聊得饿了，我就捅开煤火，做上满满一锅疙瘩汤，放点儿香油，放点儿酱油，放点儿菜叶，如果有鸡蛋，再飞上一圈蛋花，就是最奢侈的享受了。围着锅，就着热乎劲儿，满满一锅疙瘩汤，我们两个人竟然吃得一点儿不剩。

　　整整50年过去了，依然想念那些单纯的只有疙瘩汤相伴的日子。我们心无旁骛，所以我们单纯；我们知足，所以我们快乐。往事如观流水，来者如仰高山，我们只管眼前，彼此安慰，并不是如今手机微信巧妙编织好的短语或表情包，我们只是靠着最原始的方法，骑着自行车，顶着风，冒着雨，到对方的家里去，面对面，接上地气，接上气场，让呼吸直对呼吸。于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谈笑之中，将一切化解，将一切点燃。

　　记得有一次，我去他家，他正因为什么事情（大概是学校里的工作安排）而烦恼不堪，低着头，闷葫芦似的，一句话也不说。我拉着他出门骑上自行车，跟我一起回家。一路顶着风，我们都没有说话。到了家，我做了一锅疙瘩汤，我们围着锅，热乎乎地喝完，他又开始说笑起来，什么都忘了，什么也都想起来了。

　　母亲突然去世后，有一次，想起母亲在世时的一桩桩往事，想起自己年轻时候的不懂事而让母亲伤心，我正悲痛欲绝而渴望有一个可以倾诉的人。怎么这么巧，他推门走进我家，就那么安静地坐在我的面前，听我倾诉，一直听我陈芝麻烂谷子地讲完。他没有安慰我，那时候，倾听就是最好的安慰。我连一杯水都忘了给他倒，疙瘩汤更没有做。

　　曾经读到狄金森的诗：“到天堂的距离，像到那最近的房屋。如果那里有个朋友在等待着，无论是祸是福。”

　　到天堂最近的距离，是在有朋友等待的屋里。当然，再有一锅热乎乎的疙瘩汤，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