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伟

　　龙仁青的儿童文学《次洛的可可西里》（青岛出版社），采用内倾型的叙事方式，以牧区孩童次洛回家为切入点，呈现了可可西里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表现可可西里动植物生活习性与草原人民生活方式时，作家的笔墨既有民族志式的深描，也有在场者的熟稔。在我看来，作家的写作重心并没有停留在向他者介绍青海高原地方性知识的层面，而是旨在通过绿绒蒿、牦牛、雪豹等动植物与牧民等人之间的多重关系，探寻自然万物彼此依存的生命关联，以及“万物相爱”的情感基础。

　　在人们的惯常认知中，可可西里是“生命的禁区”，然而小说中的可可西里却是“一部关于太阳的书”。身为“作者”的太阳，在广袤的草原上“创造”了无数个自己——金黄色的绿绒蒿花朵。这些美丽的花朵将高原上鲜活的生命联系起来，组成许多令人惊讶的生命镜像。譬如草原上的一只小鸟，有可能会长期“借宿”鼠兔的洞穴，而“洞主”并不计较，“鸟鼠同穴”成为“草原佳话”。这样的可可西里，我们不妨将其理解为“爱的土壤”，有了这片缀满阳光与花朵的土壤，生命中那些有关爱的表达显得结实而温暖。

　　次洛的父母因救护一只落单的小藏羚羊而结识，就在两位年轻人寻找藏羚羊群的路上，绿绒蒿成片的花朵犹如落在草原上的小太阳，倏然照亮了他们的爱情。于是，这对年轻人认定，是太阳和花朵做了自己的媒人。从此，两个人的生活注定与草原有关，与草原上的绿绒蒿和藏羚羊有关。这是爱的相逢，偶然中隐藏着必然——两颗善良的心，彼此呼应着，遇见了真爱。

　　作品中，次洛父母的爱情算是一支插曲，作家最想呈现的是一种基于生命意义的爱，其内涵是童真与母爱。作品弱化了自然万物与人之间的边界，故而母爱这个词语可以在人和动植物身上自如切换。譬如，次洛家的黑牦牛“独角兽”一度追随草原上的野牦牛远去，就在家人以为它永远消失时，“独角兽”在某个夜晚回来了。身体极度虚弱的它已经无力抬头，身旁却多了一头金黄色的小牛犊。原来“独角兽”知道自己已无力带大孩子，于是选择回家——只有在主人那里，小牛犊才能没有危险地活下来。之后，奄奄一息的“独角兽”把自己“施舍”给需要补充奶水的雪豹，残存的唯一的犄角被次洛父亲带回家，做成了牛角奶瓶。正是这个特别的奶瓶上母亲的气味，陪伴小牛犊渐渐长大，直至有一天，小牛犊成为一头名贵的金丝牦牛，并生下自己的孩子“嘎娃”。“嘎娃”不幸被雪豹咬死后，金丝牦牛又将另一头小牦牛“认领”为自己的孩子，并以母亲的身份保护它成长。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爱的传递，如同父母将深挚的爱传递给次洛。

　　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对“爱”的理解与表达相当开阔，这一点可从动植物之间隐秘的交流互动中窥见一斑。一般而言，雪豹是牦牛的天敌，二者之间除了扑杀和反抗，几乎找不到温情的可能。雪豹妈妈咬死了小牛犊“嘎娃”，我们以为这是自然界里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件事居然成了雪豹妈妈的一块“心病”，几经煎熬，它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时机，为金丝牦牛叼来一整只岩羊——它想以此作为补偿，为失去孩子的金丝牦牛送来它心目中的美味。牦牛当然不会食肉，在爸爸的解释下，次洛似乎也明白了这些动物之间除了猎取与反抗，可能也存在一种超越食物链层面的、与尊重生命有关的“动物式表达”。类似的表达同样体现在植物绿绒蒿身上——每当夜幕降临，气温变得寒冷时，绿绒蒿会将自己的花瓣收缩起来，形成一个温暖的“花房”，为采集花蜜的昆虫保暖。缘何如此？次洛找到了自己的答案：是阿妈把自己的爱给了这片草原，所以草原上的动物和植物都有了这样的爱，这种爱不断传递，最终成就了他引以为豪的可可西里。

　　随着“爱”的不断延展，我们也看到夹杂其中的冲突与波澜。作家想要告诉小读者的是，“爱”的背后，也会存在一些矛盾性因素，这些因素不可避免，但可以将其不利的一面降到最低程度。譬如，次洛在回家途中，遭受了饥饿的折磨和乘客的嫌弃，无奈的他下车步行，但很快遇见了乐观的卡车司机，尽管肚中饥饿，但卡车司机用快乐的歌声抚慰了他难过的心情。又如次洛的父亲得到了一辆新摩托车，当他兴高采烈地去骑车时，次洛的母亲却发生了意外，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这里面有个细节非常精彩——黑牦牛“独角兽”疯狂地顶翻了次洛父亲和他的新摩托车，直至将摩托车毁为一堆废铁。为什么呢？如果次洛的父亲没有被新摩托车所吸引，善良的女主人就有可能免遭意外。作家借用牦牛的认知，委婉地表达出草原文明被现代文明松动后的无奈。作家并没有刻意去渲染它，而是将读者的注意力转向生命教育的维度，让孩子们知道生命脆弱，每时每刻都需要彼此的珍视和保护，更需要爱的及时表达。

　　故事中的次洛和小牛犊都失去了母亲，父亲的回答是她们去了很远的地方。次洛将内心的疑惑转变为“爱的守望”，将成长的足迹留在了那些身居高寒之地，却依然热烈绽放的绿绒蒿花丛中。

　　（作者系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