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运涛

　　新的一年开启之际，人们总是会用各种方式表达对未来的美好期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吉祥寓意的图案往往成为这种祝福的载体。《逸周书·武顺》云：“礼义顺祥曰吉。”《说文解字》载：“吉，善也。”“祥，福也。”吉祥图案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图式，背后是人们长期形成的共同话语意识，承载着人们公认的象征意义。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吉祥文化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比如我们常常能看到一些商场或者企业的院落里，有一个养着金鱼的水池。这种以金鱼池为装饰的设计，实际也是中国传统吉祥图案文化的一种体现。金鱼有着“金玉满堂”的寓意，而“金玉满堂”，一是用来形容财富很多，另外也可形容才学丰富。

　　探究吉祥图式的起源，大概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左传》记载：“铸鼎象物，百物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将一些妖魔鬼怪的形象或者名字铸造在青铜器上，让人们记住这些妖怪，以此控制他们。可见，这一时期，人们对图的崇拜，往往是出于畏惧，是为了避免灾害。《山海经》中记载了形形色色的妖怪，其作用大概也与“铸鼎象物”一样。有学者认为，《山海经》其实就是一本巫师的“工作手册”，上面记载了许多妖怪的名字，并详细描述了他们的形象，为人们避开危害或通过祭祀妖怪而获得他们的帮助提供了“说明书”。因此，《山海经》也可以看作吉祥图式的源头之一。

　　成书于战国至汉初的《山海经》，体现了先秦时期吉祥文化从图到文的一个演进过程。《山海经》最初应该是图片形式。朱熹在《记山海经》中就推测《山海经》是以图为据的记录：“（《山海经》）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云‘东首’皆为一定而不易之形。疑本依图而为之，非实纪载此处有此物也。”胡应麟也持相同的看法，认为《山海经》可能是先有图像、后有文字，“经载叔均方耕，欢兜方捕鱼，长臂人两手各操一鱼，竖亥右手把算，羿执弓矢，凿齿执盾，此类皆与纪事之词大异……意古先有斯图，撰者因而纪之，故其文意应尔”。根据学者考证，我们可知，《山海经》大概源于古代的图像记录，战国时才被转录成文字。

　　从汉代开始，吉祥文化又体现了从文字转换为图像的特征。人们根据传说，在砖瓦等载体上绘制各种用于辟邪或者祈福的图像，比如龙、凤、麒麟等。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道教的兴盛，相关神仙、神兽以及神话传说也成为吉祥图案的素材。唐代流行贴门神，出现了连理枝、同心结等吉祥图案。宋元时期，吉祥图案多以珍花异草、祥禽瑞兽为主题。到了明清，对吉祥图案的推崇达到高潮，这一时期，“图必有意，意必吉祥”，除了保有传统中对“四灵”、神仙、佛陀等图画的追崇，还生成了诸多脱离宗教信仰、寄寓世俗美好祝愿的吉祥图案。

　　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中，很大一类是借助比拟、借喻、双关、象征、谐音等方式，表达婚姻幸福、多子多福、科举高中、富贵长寿等吉祥寓意，也就是所谓的“画中有话”。比如“喜得连科”的图像是一只喜鹊落于莲蓬上啄其果实，旁边有芦草衬托。明代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连科”指连连考中，是对读书人的美好祝愿。“马上封侯”的图像是一只猴子骑于马上，我国古代还常用猴子、蜜蜂、印章构成“封侯挂印”等吉祥图案。“年年大吉”一般是鲶鱼和橘子组成的吉祥图案，橘子作为“吉”的符号象征物，还可以与栗子组成“大吉大利”的吉祥图案，与柿子组成“事事大吉”的吉祥图案，与百合根或者柏树、柿子组成“百事大吉”的吉祥图案等。“室上大吉”图案则是一只雄鸡站在一块石头上，因为“石”与“室”谐音，“鸡”与“吉”谐音，寓意合府安康、大吉大利。此外，红枣有“早日红火”的寓意，绒花谐音“荣华”，红桃谐音“宏图”，“柚子”谐音“佑子”，帽盔的“盔”谐音夺魁的“魁”，等等。

　　这种吉祥文化元素也体现在古代画家的画作中。比如明代陆治的《竹报平安图》，画的是花竹石下，几只鹌鹑正在觅食。鹌鹑代表“安全”，位于花竹下，表达“竹报平安”的寓意。明宪宗朱见深的《岁朝佳兆图》中，钟馗眼睛望着蝙蝠，寓意“福到眼前”；钟馗手中拿着如意，跟随的小鬼手中捧着柿子和柏枝，这叫“百世如意”。又如清代陈舒所绘《新年大吉图》，画着辛夷花、鲶鱼、公鸡、柳条等。其中，“辛”谐音“新”，“鲶”谐音“年”，柳条造型类似“大”字，“鸡”谐音“吉”，组合在一起就是“新年大吉”。

　　清代汪承霈的《百福繁生图》，画有流云红蝙蝠纹花瓶，“瓶”谐音“平”，象征平安、和谐、美好的生活；红蝙蝠谐音“洪福”，寓意洪福齐天；花瓶中插有饱满的稻穗，象征丰收和富足，“穗”谐音“岁”，与花瓶组合，寓意“岁岁平安”；花瓶中还插着青翠的柏枝，象征坚韧、长寿和永恒。花瓶后侧放置一杆幡旗，象征吉祥和庇护，与红蝙蝠组合，寓意“洪福齐（旗）天”。青铜斗左侧有一个笙，象征升职与升平，与水盂上的莲纹组合，寓意“连升”；与瓶子和竹筒组合，寓意“一同升平”。笙的左侧放置着扁壶，谐音“遍福”。柏、蝙蝠、幡旗、笙又共同组成“百福繁生”，表达对平安、繁荣与幸福的美好祝愿。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