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许旸

　　距上一部长篇《黄雀记》已有11年，新书合同早已签约，但作家苏童笃定了要“慢慢写”，十余年来攒了100万字。“有人说这篇幅至少能拆成3部长篇，但我不想这么干。最终拍扁打磨到40万字《好天气》。”前不久，苏童亮相城市更新大会，在上海张园接受记者独家专访时透露，自己已经过了“追求数量”的阶段，“质量对我来说是唯一的”。

　　苏童最新长篇小说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将于明年上半年在《收获》杂志上首发，单行本将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推出。巧合的是，获茅盾文学奖的《黄雀记》也首发于《收获》。

　　酝酿许久，即将开坛，时间和阅历的加持下，究竟会生成何种“好天气”？文坛成名多年，61岁苏童的写作心境变了吗？漫步张园石库门建筑群，历史文脉与时尚摩登交融于这片空间，“新苏童”与“旧苏童”也在对话中交织走来。

　　要不要“改名”？

　　苏童新长篇最初的名字是《咸水塘史》，小说围绕咸水塘区域城郊结合部的大池塘，池塘一边是农村，一边是城市，以池塘为界的城乡两个家庭，几十年中产生各种交集，背后折射了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社会发展变迁。

　　“这个塘是什么东西？有什么含义？很多人反馈不太喜欢，学生听了这个名字后眼里都没有光了。我现在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尤其是学生的建议对我很重要。”苏童是北京师范大学驻校作家，下课间隙和学生聊起，“好天气”本来是小说中一个章节，“书名改成《好天气》后，他们眼里顿时有光了！”甚至有学生贴心想好“推广语”——“不管天气怎样，我都随身携带一本《好天气》”。

　　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想起近期热映的电影《好东西》，“当然我们在讨论书名的时候，电影还没出来，是个巧合。”相比银幕上的都市男女，《好天气》内核是“写一首郊区的挽歌”。苏童谈到，小说场景灵感源自小时候成长的区域，“往南走1000米是拙政园，往北走1000米是农村稻田，这一块地方后来在变迁中慢慢消失变形了。城郊变化背后，时代车轮滚滚而过。”他希望小说能记录下风声与泥泞。

　　关于改名的访谈短视频发布后，记者在评论区看到了截然不同的反应——有网友表示赞同，“期待《好天气》！”也有读者认为，这名字有股“网红味”，“《咸水塘史》更接近苏童老师本人的风格”……众口难调，苏童并不否认这个改动吸收了年轻一代学子的美学判断。

　　除了名字改动，篇幅压缩也有苏童对读者诉求的考量。“百万字小说除了满足一个‘虚名’期待，并不能带来什么实在的，比如‘读者真的喜欢吗’‘真的需要吗’。毕竟这个时代读100万字小说真的是一种折磨。”他坦言，小说一般是自己觉得满意了才会拿出来，“写作这么多年，唯一的压力就来自于自己对手上作品的感觉——它是不是足够好。我想完成心目中的那个理想文本。”

　　作为业内公认的短篇圣手，苏童新长篇引发圈内高度期待。有资深编辑透露，“相比中短篇的节制，苏童这次带着‘刹不住车’的诉说欲望和表达冲动，后期在篇幅上又做了较大调整压缩，应该是感性理性交替的写作思考过程。”

　　从上世纪80年代《桑园留念》开始，苏童一系列作品背景都离不开南方香椿树老街。街上呼啸而过的少年，杂糅着作家不断被书写改写的童年记忆，汇成苏童小说独特的标识。茅盾文学奖给《黄雀记》的颁奖词里如是描述：“苏童回到已经成为当代文学重要景观的香椿树街，以轻逸飞翔的姿态带动沉重的土地河流……”再到最新长篇，苏童笑言，本来没刻意要回首，“但写着写着又拐回香椿树街，我是把全世界搬到这条小街上来。它是我一生的写作地图，也是压箱底的礼物。”

　　怕不怕“犯错”？

　　出道早，成名早，26岁创作的《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广为人知，苏童并不讳言“自己很幸运”。但同时，他也不愿被“先锋文学”“女性写作”“历史写作”等单一标签所绑定。换句话说，任何一类标签在某种程度上都遮蔽了作家的写作面貌。

　　相比二三十年创作自带的“冲动”“激情”甚至“愤怒”，当下的写作状态会产生变化吗？为什么有些年纪大的作家会感觉越写越累？对此，苏童认为，每个作家都要面临不同年龄段的挑战和困境。

　　“有时感觉累，通常是因为他总想避免犯错误，包括故事的错误，人物塑造的错误，或是题材的错误等。总处在一种规避错误、害怕犯错的状态，其实身心是很不自由的。”苏童坦言，年轻写作者确实有活力，“这种活力本身也包含了写作败笔”。上了年纪后，“作品可能没什么错，但也没什么光芒”。

　　在他看来，宁可泥沙俱下、喷薄而出，也尽可能不要自我规训，“在艺术领域，平庸是尤其乏味无能的”。写出独树一帜的作品，“是很多作者不愿张扬却埋在心里的野心”。

　　而故事的最终价值，将交由未来审判。苏童这样形容——“即使没有人知道未来的评审团是在何时何处，只知道那是一个沉默的陪审团。但恰好是这份沉默，对于无数写作者来说，构成了永远的诱惑和召唤。”

　　算不算“宿命”？

　　生于苏州，常居南京，偶来上海，定期去北京上课，苏童大部分时间在南方。他强调，比起“江南人”，自己更愿意被称为“南方人”。“江南听上去似乎是比较有限的局域，南方的能量容量更能包罗我的复杂想法。”

　　在他看来，所有城市分为两部分，“一是看得见的城市，街道、广场、楼宇可能似曾相识；另一部分则是看不见的，它隐藏不露，是这个城市独特的历史血脉和文化遗产，是一种秘密的歌声，需要倾听，用心灵去感受。”

　　他用乐器比喻一系列城市——“没有比钢琴更适合上海的，当然这是很主观的看法。我老觉得北京很像铜管乐器或圆号，那是北京的音色。我家是苏州的，那么它肯定是笛子。广州会想到琵琶，包括嘈杂的市井气息。说到南京，我特别想到民族乐器二胡，是瞎子阿炳的二胡，不是闵惠芬的二胡。”苏童不忘补一句：“我的感受非常主观直接”，他形容，走在南京城，有二胡声回响，“不同岁月汇聚，时间和历史成了邻居，一段历史和另一段历史也成了邻居。”

　　如同名字里的“苏”，无论是地理意义还是文学意义上，苏童似乎都不曾远离江苏，“南京不大不小，挺适合我。”南方几乎成了他人生底色的某种宿命。

　　如果不当作家，会做什么？“园丁。”苏童脱口而出，镜片后的双眼溢出笑意，他给记者翻看自家小院的花花草草，滚落在小径的柠檬，果树掉下的落叶和杂草交缠，“没怎么打理的样子，我就是抱着放养的心态。比起期待植物带来什么，我更想着能为它们做些什么。”

　　人与花草之间也是讲缘分的，“我有不少盆月季养了15年。还有一棵像是来报恩的桃树，寿命快到了，像个老人，它好像知道自己快不行了，最后一个夏天迸发所有的生命，送给我满树的桃子，而且那年桃子特别好吃！第二年感觉它跟你说拜拜了……”

　　相比扎进文学世界的精准锋利，莳花弄草的苏童流露出更多温情。不过，他认为观察自然对于书写人性同样有帮助，“天道轮回，有些‘道’就是规律。”苏童还记得，自己女儿小时候常埋怨，“我老婆给她报这个班报那个班，等女儿有了自己的孩子，也逃不过这样的宿命。”苏童打趣道，女儿辩解是小朋友要学，“但外孙一练琴就哇啦哇啦哭，怎么会是自己主动要学呢？”说着说着，作家自己也笑了，“只因角色变了，女儿当了妈妈难免变成了她妈妈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