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土地上，商业文明如同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滋养着无数商人的梦想与追求。明清时期正是中国商业史上的辉煌篇章，十大商帮的崛起，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为了系统地回顾中国明清时期十大商帮的兴衰，81岁的经济学家梁小民依旧笔耕不辍，在其新作《回望商帮》中，他不仅展现了商帮在传统社会中的崛起与发展，更深刻剖析了他们面对时代挑战时的应对策略，并探究其成败的根本原因。这一洞察为现代商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回望商帮》 梁小民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记者 王一

　　明清经济发达的核心力量

　　读书周刊：从何时开始，您对商帮产生了兴趣？

　　梁小民：我对商帮的兴趣来自读书和我的乡情。我从小就喜欢读历史书，家中有不少通俗的历史故事书，我就拿来半懂不懂地读，也就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历史。考大学时我想上历史系，却阴差阳错进了经济系，不过对历史的兴趣一直未减。

　　我是山西太谷人，我上的小学由明代凤山书院演变而来，至今仍然是当地名校。太谷曾经是清代晋商的繁荣之地。20世纪50年代初我在太谷时，晋商已经衰落了近五十年，但太谷依然有当年繁荣富庶时的痕迹。

　　使我把历史、乡情与晋商联系起来的是历史小说《白银谷》，它是山西作家成一先生在十余年研究晋商的基础上写成的，可以被看作是了解晋商的“信使”。这勾起了我儿时读书的美好回忆，也引起了我对晋商的强烈兴趣。

　　在这一过程中，我感到仅仅研究晋商是不够的，需要全面地了解中国的商帮，于是，我把研究范围拓展到全国，系统地进行了梳理。

　　读书周刊：可以说《回望商帮》的书写，源于您的一种“情结”吗？

　　梁小民：当然有我的情结在里面，但更重要的是，研究商帮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首先，在明清经济史，尤其是商业史之中，商帮有很重要的地位。商帮史中包含经济、政治制度，还有社会风俗等很多内容，是研究明清史所需要的。其次，商帮充分地反映了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四书五经”或者一些比较高深的道理，而渗透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商帮的成功和衰落都离不开传统文化。通过了解商帮，可以进一步明确中国文化优秀的传统思想到底是什么，又该如何继承。同时也能够看到传统文化的缺点在什么地方，要如何克服，进而赶上时代的潮流。第三，商帮的商业伦理观、经营策略、企业管理方法等都是非常有智慧的，把商帮的经营经验总结出来，对现代企业家也很有意义。

　　读书周刊：您在书中也提到了，商帮如此重要，但我们对商帮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这是为什么？

　　梁小民：的确如此，我们的研究甚至还不如一些日本学者。比如，藤井宏先生作于20世纪50年代的《新安商人的研究》，至今仍是徽商研究中的经典。

　　我们都知道，明清两代的经济特别发达，但过去的历史研究却忽略了一个问题，我们往往只见商品贸易繁荣的盛况，却看不到推动商业的人。因为中国历史上“重农轻商”，商业和商人难以进入正史，历史学家也就没有花大力气去研究这些，实际上这些商人才真正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达的核心力量，使中国的商品经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此外，研究商帮的人一般都是历史学家，其他学者，如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等加入得很少，这样就很难全方位多角度地研究商帮。还不得不提的是，虽然有关商帮的学术著作不少，文艺作品也不少，但供大众阅读的通俗著作少。可见，商帮的研究还任重而道远。

　　商帮只能形成于明清两代

　　读书周刊：随着全国商业活动兴旺繁荣，商帮一词又流行起来。很多新一代的企业家都以新晋商、新粤商、新浙商等自居，如果请您给商帮下个定义，您会如何总结？

　　梁小民：简单地说，商帮是明清两代，以地域为纽带形成的一种商业联盟。

　　读书周刊：商帮为什么是在明清两代出现的？

　　梁小民：商帮的形成当然与商品经济和商业活动的发达相关。没有发达的商业，不可能形成商帮；但仅有发达的商业也不一定能形成商帮。比如宋代的商业相当发达，但并没有形成商帮。世界许多国家历史上商业也相当发达，甚至超过了明清时代的中国，但也没有形成中国这样的商帮。这说明，商帮的形成，除了发达的商业之外，还需要其他特殊的历史条件。

　　首先，明清两代是中国历史上疆域广阔的大一统时代。强大的中央政府控制着广阔领土，交通发达且社会基本安定，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这就为商业的发展、商帮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其次，商帮的形成还与明清两代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从秦开始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明清两代达到了顶峰。与这种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是“表儒里法”的儒家文化。这种制度对商人和商业活动的态度，正是商帮形成的条件。

　　最后是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全球一体化的开端。欧洲国家对中国瓷器、茶叶和丝绸及其他商品的需求，以及中国对国外白银的需求，使中国不得不卷入全球化的进程之中，而且当时中国还成为东亚贸易的中心。但政府不愿与洋人打交道，也不想从事对外贸易活动，这就催生了从事对外贸易的粤商的形成。闽商则是政府对抗对外贸易与全球化的结果。对外贸易对国内其他商帮的发展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仅仅从国内商业发展来认识商帮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到当时全球的背景。这是过去许多人所忽视的。

　　读书周刊：五百年前，没有发达的互联网和便捷的交通，商帮却能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他们的成功秘诀是什么？

　　梁小民：就以晋商为例来回答这个问题，明清两代的晋商以其独特的经营策略和商业智慧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说是“天下第一商帮”也不为过。

　　晋商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实现了股份制，这种制度将出资者的资本作为“银股”，经营者的劳动和技能作为“身股”，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促进了企业的快速发展。“身股”将员工的劳动和技能作为股份，参与企业的利润分红，有效激励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在资金不足时，晋商也采取“贷金制”，即借别人的钱经商。随后发展为“朋伙制”，即多人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类似于现代的合伙制。

　　晋商还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包括用人原则、激励机制和严格的财务制度，确保了企业的高效运作。此外，晋商通过与政府官员建立良好关系，获得了经营上的便利和保护。这些都是晋商成功的保证。

　　处处可见传统文化的印记

　　读书周刊：“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这是百年前的费正清之问。如今能否请您回答这个问题？

　　梁小民：作为一个商人，你要成功，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官商结合。在专制体制下，政府控制了一切资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政府有至高无上且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举个例子，清初康熙时，“皇商”范氏家族的范毓馪为远征噶尔丹运粮，节约军费600万两。原本运粮并不用商人帮助，但范毓馥主动请缨，给政府帮了大忙，因此政府给予他对日贸易的特权。当年对日贸易利润极高，但没有政府授权不得参与，范家便由此获益。

　　政府还可以任意剥夺一切人的财产与生命。商人即使大富了，财产甚至生命也没有保障。这样他们就要出钱购买政府对他们进行保护，这与现代社会购买保险有点类似。

　　此外，官员也需要官商结合，就是钱权交易。正因为双方都有需求，官商结合之路才会成为许多商人共同走的路。

　　读书周刊：传统社会不仅只有专制制度，其文化也渗入到每个人的行为中，处处可见传统文化的印记。传统社会的商人当然也摆脱不了传统文化，在商帮的发展中如何体现了传统文化？

　　梁小民：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长幼有序、上下分层、下服从上。在一个缺乏完善企业制度的社会中，这种秩序对企业也特别重要，只有维持了这种秩序，企业才能正常运行。各个商帮的企业中都形成东家、掌柜、员工这样一种层级结构。掌柜听东家的，员工听掌柜的，各司其职，企业才能正常经营。这种秩序正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正因为人人都接受这种文化，这种秩序才得以维持。

　　传统文化的另一个核心内容是把“义”作为人们行为的根本原则。传统文化的“义利观”是要“君子喻于义”，其文化偶像则是靠“义”成为圣人的关公。各商帮的商人都把关公作为“武财神”，正是出于对“义”的崇敬。各个商帮的商业伦理是以“义”为基础的。

　　由此引出的“义”的另一个含义就是“诚信”。在企业内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以诚信为本，不仅有上对下的信任与真诚，也有下对上的忠诚。

　　对顾客讲诚信是货真价实，不用伪劣产品欺骗顾客。鲁商孟洛川的瑞蚨祥绸布店正是靠这种诚信赢得了顾客，因而百余年不衰。龙游商经营珠宝，不诚信焉能活下去？更不用说晋商的票号（古代的金融机构），徽商的茶叶或者陕商的烟草了。

　　对客户的诚信是信守合同，一诺千金。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大量达官贵人随慈禧西逃，到山西时想把存款取出来，或把银票换成银子。各票号面对挤兑风潮，千方百计筹措银子，信守了他们对客户的承诺。传统社会的商人在商业活动中重合同，一旦签订，无论遇到什么意外、困难，都要承诺。言而有信不仅说在口头上，也得落实在行动中。

　　读书周刊：这样的准则放到今天依然适用吧。

　　梁小民：反而是现在的很多企业，会有急功近利，只讲挣钱、不讲诚信的情况，你要把企业做成大企业，必须要有一定的伦理道德观念为基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前一句是个人道德修养，后一句是个人社会责任。这两句话就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很多商帮正是用这种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的，我相信这样的修养及标准，对今天的企业家来说仍然有意义。

　　少数人自觉地走上转型之路

　　读书周刊：商帮的建立和发展依靠的是传统文化，但您在书中提到，传统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商帮的衰落，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梁小民：首先，肯定要说的是，缺乏对制度建设的重视为商帮的衰败埋下了种子。一是大部分商帮仍然以人治为中心。换句话说，即使有制度，最终还是大东家说了算。二是信任建立在伦理道德之上，而没有制度保障。

　　清末民初，也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个阶段，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时期。作为一个商帮，怎么能够从旧时代的商人转变为新时期的企业家？这就需要转型。

　　一是从过去的商业资本转向现代的产业资本，封建社会的商帮只是行商，但到了现代社会，商业从属于工业，商业资本理应转向产业资本。晋商有没有这个机会？有的，却没人利用。晋商从商业资本转向工业资本最大的机会就是山西的煤。晋商当时完全可以把做金融赚来的钱转向投资煤矿，进而向工业转型。但他们觉得票号好赚钱，根本没有看到世界上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

　　二是虽然都是金融机构，但票号和现代银行并不一样。从票号转型为银行，晋商原本也有机会。洋务运动给中国带来了现代银行体系，慈禧太后治下有中央银行，过去叫户部银行，后来改名叫大清银行，也就是现在的中国银行。她曾经想把经营中央银行的权力交给晋商，但晋商自己坚决不要，他们根本不知道现代银行是什么东西，躲在自己的小城里自得其乐，漠视现代金融业的变化。从他们身上，我们不难看到传统农耕文明带来的保守和封闭——过去从事农业生产，春种秋收，因循守旧就可以活下来，让他们逐渐丧失了创新意识。可在新的环境下，抱残守缺是要不得的，所以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缺陷要有清醒的认识。

　　读书周刊：当传统社会终结时，有没有哪些商帮是转型成功的？

　　梁小民：宁波商帮、洞庭商帮和一部分粤商转变为了现代企业家。他们原来都是传统商人，但在鸦片战争后进入上海，从当买办开始成为中国第一代企业家。

　　宁波是重要的通商口岸，宁波人的思想本来就比较开放，通过洋人教会办的医院、学校，当地不少人也会一点英文，可以完成基本的交流。当外资企业涌入后，他们充当买办。在为外商服务的过程中，他们了解到世界变化的趋势、现代贸易的规则和习惯，也了解到了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从而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在中国传统式经营中融入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成为中国第一批民族工业的创始人。

　　宁波商帮的商人数量多，经营地域广，缺少像晋商、徽商、粤商中那样极其富有又处于垄断地位的巨商。宁波商人始终不依靠政府的权力，自我奋斗、不断创新，这是他们成功转型的重要原因。

　　如果我们考察上海近现代的商业发展，不难发现宁波商帮、洞庭商帮、广东粤商的贡献，他们都思想开放，因此成为上海商业版图最早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50年之后，他们又从上海转向香港，成就了新的辉煌，直到今天还在推动着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到现在，宁波商帮依然是一个有组织的、相当完整的商帮。

　　当绝大多数传统社会商人衰亡时，少数人实现了转型。他们也便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