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博

　　2024年夏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新版《许倬云学术著作集》（六卷本）。正如许先生在《总序》中指出的那样，从《西周史》《形塑中国》到《汉代农业》，虽然成书次序有先后，但这三部著作却是联结为一的。其中，《西周史》《形塑中国》叙述古代中国自西周建立封建制度以来，经过春秋、战国列国并存的阶段，终于经过秦、汉而实现大一统。这一宏阔的历史进程，先聚后散，然后又再行拼合，最终凝聚成为东亚的大一统国家。在此阶段的中国，政制统一。《汉代农业》又接续陈述了整个过程中经济因素的成分及其融合。最终，中国发展出世界上最早的“精耕细作式农业”，先民们将农舍工业与农业的收获相结合，凝聚为以农业产品为商品的交换经济。这是经济、社会两方面的整合，与国家治理互相配合，进而熔铸为一个巨大的共同体。六卷本中的另外三本，《水击三千》《熔铸华夏》以及《我者与他者》，其主旨也正是澄清上述巨大“共同体”的形塑过程，以及各个构成单元之间的互相依存。前三部侧重于时间轴线上的进程，而后三部则着力在平面发展上的“互联性”。整套著作集都是从政治思想、文化转型、经济结构多个角度，见证周、秦、汉“天下秩序”的形塑过程，读懂“何以华夏”，“何以中国”。

　　“形塑中国”的理念，许倬云先生念兹在兹。受许先生和三联书店委托，笔者有幸重译了《形塑中国：春秋、战国间的文化聚合》，在工作过程中，深感“形塑中国”似乎是理解许先生学术思想的一条主线。

　　华夏民族的文化聚合

　　许倬云选取“西周”作为描绘“何以中国”这一宏阔画卷的开端，深具远见卓识。书中也不乏对“华夏”理念形成过程的深入探讨。在《形塑中国》一书中，先生以社会流动为核心，考察春秋、战国间的总体社会转型和文化聚合。

　　究其来源，“华夏”这个称呼是源自周人自称。随着周人翦商以及其后对东方地域的经略，姬姓周人随即将“夏”这一名号颁授给其分封的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也乐于接受，“诸夏”“诸华”遂成为他们的代称和美称。周人大分封，打破了神州大地过去血缘氏族林立的局面，以“华夏”为主导，在中原及其临近地区形成各族群混居融合的新局面。西周、春秋时期的一大历史使命，就是将中原地区的“诸夏”“诸华”与蛮、夷、戎、狄完全融合在华夏族群之中。诸夏或视之为蛮夷的秦、楚二国，也都完成了各自的华夏化。

　　春秋时是将天下的邦国分为“华夏”与戎狄蛮夷两个类别，两个类别的区分在于文化水平的高低。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从孔子的话可以看出“华夷之辨”的根本区别还在于文化认同。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由于周王室的“有夏”与其分封的诸侯国即“诸夏”，通过缔结宗法与姻亲关系，成为当时中国的统治集团。当这些“诸夏”共同体，以分封制为基础与土著族群逐渐融合后，这个全新的族群共同体，得名为“夏”，得名为“华”，以至“华夏”，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华夏先民的区域交融

　　许倬云提到，西周史，也是“华夏”文化认同的形成史。此言一语中的。可以补充的是，在西周之前，或者说有文字资料发现的商周之前，近年的考古发现，也在不断实证着长江、黄河、淮河各流域，东北、西北、华北、中原、西南、华南等各地区的华夏先民们深入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图景。这种互动甚至伴随中华文明发展的全过程。

　　关注史前考古的师友们应该已经注意到赵宾福等先生提出的“查海时代”。这不仅是依时代为序将目前发现的公元前7000—前2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划分为查海→仰韶→龙山三个较大的发展时段，是运用考古学方法独立找到的比夏、商、周“三代”更早的“新三代”历史材料，更重要的是，如李新伟先生所注意到的红山与凌家滩玉器的相似性，提示我们诸文明早期交往的可能与必要性。牛河梁N16M4出土的玉人、筒形器、凤和环等均是与凌家滩有密切联系的器物。或许有观点认为，这种相似性是独立发展的结果。李新伟指出，很难让人相信在没有任何交流的情况下会达到如此相似的程度。两地的玉器材质不同，形态也有差异，可见交流的不是玉器成品或原料，而是当时只有社会上层才能掌握的关于玉料采集、玉器制作、宇宙运行和以玉器为法器沟通天地的知识。由此可以联想和在一定程度上明确的，是相隔1000多公里的红山和凌家滩大墓的墓主们在生前可能进行过互动。

　　无论如何，查海时代的辽河流域，与黄河、长江流域诸文化之间的交往互动情况是很值得注意的话题。最迟至庙底沟时代，已出现“最早的中国文化圈”，她东达海岱，西至甘青，南达江湘，北逾燕山，涵盖了现代中国的大部地区。庙底沟时代的早期中国长期延续至商周时期，与文献记载商周王朝的内外服制度吻合，成为战国秦汉直至现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多元一统政治文化的基础。而这个颇具共性的超级文化圈，正是在中国这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各区域文化经过漫长时间交往的结果。

　　透过先生的思绪，我们不仅可以重新审视中华大地上各族群繁衍演化、文明滋长繁荣、文化交流融合的复杂进程，还使我们看到以华夏族群为核心的古代中国强大的文化辐射力、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也由此知道，“华夏”观念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封闭的观念，而是一个开放的、充满自信的、有博大襟怀的、不断发展的观念。“华夏”高度的文明与文化，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周边邦国部族的逐渐融入，不断给“华夏”注入新的活力。

　　转型时代民众的社会身份

　　在《形塑中国》一书中，许倬云从《左传》《战国策》《史记》中选取了春秋、战国间的大约700人，追踪他们的社会地位变迁。许先生在书中注意到，春秋战国社会的剧烈变动，导致大量的自由平民开始出现。这关系着国家治理方式与民众基本生活方式的底定。

　　首先，由于春秋末期贵族之间的冲突，世袭贵族阶层事实上基本被摧毁。究竟是谁在国内斗争中幸存下来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最后的幸存者成为国君；这样所有前贵族领地的租户都会发现自己成为国君的租户。其次，为了鼓励军功，列国也常像魏国那样，向有突出战功的士兵奖赏肥沃土地和免税待遇。最后，为了增强国力，各国都非常重视开垦荒地。政府甚至通过设立专门负责开垦荒地的机构来鼓励垦荒。因此，一定数量的平民也会成为独立的自由农民。

　　在这种情势下，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列国制度革新之后，“编户齐民”成为当时的政府最终的选择。通过户籍方式将全部社会成员的情况进行编录登记，并据此核定人口、土地和赋役的制度，即被称作“编户齐民”。社会成员身份的变化折射出时代的巨大变革，反映出社会形态的深刻变化。到战国后期时，社会居民的身份大体上已经由原先的宗族之人变为国家控制下的编户齐民。正因此，“编户齐民”成型的战国时期，也被王夫之称作“古今一大变革之会”。顾炎武在《日知录·周末风俗》的总结中提到的“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就与春秋战国之间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有关。

　　通过“分家立户”“编列名籍”，王朝得以直接掌控人口，显著提升了国家获取赋役的能力，奠定古代中国“大一统”的经济和军事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户”及其相应的组织建制，中央政府建立起有效的纵向控制体系，国家对社会基层的治理效能显著提升。因此，“编户齐民”有效加强了国家对社会基层的纵向控制，强化了民众对国家权力的认同。国家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从而能够以更少的官员和成本统辖更大范围的人口和疆域。“编户齐民”的实现过程，既是古代中国过渡到传统社会的转型史，也是传统政治、社会结构的形成史。伴随着秦统一六国与秦汉大一统国家的构建，“编户齐民”的自由民成为当时社会生产、生活的主体，如许倬云所言：“整个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显示，中国最主要的生产者就是‘编户齐民’。”“编户齐民”恰恰也是《汉代农业》“中国‘以农立国’的道路，就是在汉朝被确定下来了”一说的最佳注脚。

　　三联新版《许倬云学术著作集》，是许先生70余年学术生涯有关古代中国熔铸成型的最为精华的部分。尤其是《西周史》《形塑中国》《汉代农业》，分别从政治文化、社会流动、精耕农业三个方面，梳理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复杂历程，堪称“古代中国三部曲”。三者皆有英文版，历经中、西方学术界数十年检验，至今依然焕发出历久弥新的生命力。许倬云以“大历史”观，为我们清晰地梳理出历史发展规律；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挖掘出中国人乃至全世界应对现代化困境的良方。透过许先生的思绪，我们不仅可以重新审视中华大地上各族群繁衍演化、文明滋长繁荣、文化交流融合的复杂进程，还可以看到以华夏族群为核心的古代中国强大的文化辐射力、凝聚力和向心力。

　　先生一生学术所思，凝结成六卷本“著作集”，先生自言并非只做学术研究，而是希望为己为人陈述一个“中国方式的安身立命”，更盼望中国传统的“个体”与“群体”的紧密关系，亦即“天人”的合一与“群己”的合一，能够与世界应当走入的途径，彼此一致，互相启发。我想，这其中的深刻与关怀，读者诸君可自行研读，慢慢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