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文志

　　今年初，河北邯郸曲周博物馆的文物管理人员在搜集散落民间的文物时，发现了一枚“曲周侯印”封泥。该封泥的发现，为寻找曲周侯国的具体位置提供了线索，也让人们再次关注到2000多年前的文件保密技术。

　　据报道，新发现的这枚封泥背面有麻绳打结的痕迹，是封缄竹木简时留下的。封泥保存较为完好，呈不规则圆形，最大直径42毫米，厚6.4毫米，重8.9克，材质为陶土，正面印有“曲周侯印”四个清晰汉字。史料记载，曲周侯是西汉开国功臣郦商的封号，他统治的区域称为曲周侯国，故地大概在今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东北部一带。曲周侯国自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设置，至汉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废止，后改为曲周县，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

　　封泥又称泥封，即盖有印章的干燥坚硬的泥团，是古代用印的遗迹。封泥的形式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用在以竹简或木牍为载体的典籍和往来文书上。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文书、信件多写在竹木简上，寄送时，古人用麻绳捆绑竹木简，然后在绳子打结处封上特制的泥团，并加盖印章，以防止文书、信件或情报等在传递途中被人偷看。由于原印是阴文，钤在泥上便成了阳文，其边为泥面，所以形成四周不等的宽边。魏晋以后纸张普及，封泥被“钤朱”替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古文献中对封泥使用情况的记录不乏其例。《周礼·秋官·职金》载“辨其物之美恶与其数量，楬而玺之”，说的便是在财货上压印封泥。“云楚睡虎地秦简”中也形象叙述了印与封泥的关系。确切的“封泥”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百官志》：“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但作为文物，封泥的发现并不太早，直到清晚期，金石学家才确认了曾被误作“印范”的文物为汉代封泥。

　　清道光二年（1822年），四川一位农民在田间挖掘山药时发现了一个坑窖，从中挖出不少比铜钱略大的扁泥块，这些泥块上都有隆起的文字，看上去古老而深奥。农人不知道这是什么，一一拣出带回家中。消息逐渐传开，在当地走门串户的古董商贩收购了这100多枚泥块，携至京师。当时的金石学家刘喜海、龚自珍等人看到泥块，认为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金石文物，便各自从商贾手中买回若干枚，珍藏赏玩。这就是封泥被发现的历史。

　　王国维《简牍检署考》云：“古人以泥封书，虽散见于载籍，然至后世其制久废，几不知有此事实。……封泥之出土，不过百年内之事，当时或以为印范。及吴式芬之《封泥考略》出，始定为封泥。”诚如王国维所言，今人对古代封泥已然十分陌生，然而，其意义和价值却非同一般。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学者罗振玉在《郑厂所藏封泥》一书的序中有一段话，道出了封泥的价值所在：“古泥封于金石学诸品中最晚出，无专书纪录之，玉以为此物有数益焉：可考见古代官制以补史乘之佚，一也；可考证古文字，有裨六书，二也；刻画精善，可考见古艺术，三也。”

　　多年来，针对封泥中所传递的种种信息的研究，使人们对古代封泥的使用范围及使用方法有了比较具体、清晰的了解。专家认为，封泥是可以弥补《史记》《汉书》缺憾的珍贵文献，是统一的中国封建王朝的第一部“百官表”和“地理志”。

　　玺印的使用与封泥不可分离，研究秦代封泥的关键在于玺印。通过研究中央机关公卿玺印，可以了解秦代中央机关“三公九卿”的基本框架；通过研究各郡守县的玺印，可以确定秦代郡守县的设置情况。已发掘出的秦封泥，完整勾画了“三公九卿”的秦代官僚机构网络图，系统揭示了一批鲜为人知的“亭里郡县”“宫殿苑囿”的名称。有研究发现，秦封泥涉及的秦朝县名近140个，这对于重新解读秦朝官僚机构和中国县域发展史等均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专家还从封泥中发现了众多与宦官有关的机构与职官名称，而且很多都是文字未曾记载的，这些材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宦官机构不断增加、宦官势力不断扩大的趋势。

　　秦统一六国后，文字上通用篆书；汉承秦制，官府的封泥上使用的也是篆书。在普遍改用隶书的汉朝，篆书是普通百姓看不懂的文字，这样有助于显示官府印章的神秘与威严。后世的篆刻家也从珍贵的封泥拓片中得到借鉴，用以入印，从而扩大了篆刻艺术取法的范围。品味封泥上的篆刻，秦风汉韵，顾盼呼应，偶有只言片语相识，令人浮想联翩。

　　除了承载历史的印刻文字，封泥的边缘也极具意趣，为钤印时偶然形成，并因年代久远、泥质干燥变形而发生改变。虽非有意的艺术创作，却形态各异、姿态万千，给人一种率真、稚拙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