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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
“我就坐在这里读他写的东西,边读边掉眼泪。”一个在巴金故居工作过的员工说。她指的是巴金写的《怀念萧珊》。一个女人,坐在一个男人曾经生活过的房子里,读这个男人写的文字,然后默默流泪。这样的相遇,像故事企图继续被人讲述。尽管巴金也说过,如果作家通过社会新闻同读者见面,而不是通过作品,那人家疑心你做出稀奇古怪的事也不为过。但是,人们总会情不自禁地窥探起他人的私人生活,更何况是一个作家的。
《怀念萧珊》的第一句话是,“今天是萧珊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第二句是“六年前的光景还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这样的句子如果不是出现这篇散文里,还会出现在哪里?大概会是在言情剧或者偶像剧里:消失了十多年的男人出现了,他对女人说,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忘记你,你的脸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这样的台词总能赢得一些观众的心,像舒适的精神按摩,帮他们排解曾受过的伤害。渐渐地,我对能让人不费力就获得愉悦的作品充满警惕。当然这是口味和需求的问题,我的喜好无关紧要。有的人需要真相,有的人只需要一场荷尔蒙大雨。况且现在的编剧们也与时俱进了,深情人设朝着更贴近现实生活的人物肖像过渡。一个刚开播的韩剧中,女主角被设定成34岁未婚女性,男主角是她的青梅竹马,如今已是年轻有为的建筑师。总之,任何年龄段都逃不了造梦这道坎。
以上的这些想法纯粹出于我在读到起始这两句深情话语时感到的困惑,说回《怀念萧珊》。这是一篇散文,散文不是杜撰的,写的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参加文学工作坊时我提过关于散文写作的问题:小说家可以安全地藏在故事后面,隐姓埋名,既然散文是真实发生的事情,那岂不是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够将自己的生活公之于众?
我收到的其中一个答案是这么说的:有选择地去写。
我想看看巴金是如何做选择的。他从六年之前说起。“四人帮”将他搞得很狼狈,让他成了“罪人”,被叫出去“示众”。萧珊作为他的妻子被连累,被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小纸牌,还要扫马路,甚至挨了打。他们每晚临睡前都要服两粒安眠药才能入睡,相互诉苦,“日子难过啊!”这时期里,萧珊患了病,巴金想尽办法,最后终于靠开后门才住进医院。那天卫生防疫站在他们家消毒,他收到消息说妻子快不行了,他赶去医院,发现妻子病床上的床垫已经被拿走了。太平间里,拍着还有点人形的白布包,他哭着唤她的名字。但医院也只给了他几分钟的时间。
其实巴金说的没有错,读者应该通过作品,而非个人私事才被公众知晓。换句话说,阅读一个作家的回忆录,是没办法真正理解他的文学作品的,这两者之间并不互通,反而会误导读者以生活化的通俗的层面去理解。这篇《怀念萧珊》是以第一人称视角来写的,出现最多的却是“她”。巴金通过写作这篇回忆来试图获得心灵的慰藉和救赎,除此之外,我看不出他有任何文学上的企图。他对自己个人的叙述,寥寥几笔仅局限在自己被批判和看到萧珊受苦时的心情上。剩下的全都是: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不仅分担了我的痛苦,还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励”;“人们的白眼,人们的冷嘲热骂蚕食着她的身心”;“她自己还很高兴,以为得救了”;“她回答:你陪我就好”;“从她那双含泪的眼睛里我明白她多么想看见她最爱的儿子。但是她已经没有精力多想了”;“她每天输血,打盐水针”;“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
巴金清楚地知道妻子不仅仅是一位家庭妇女。他说她有才华,却缺乏刻苦钻研精神,他说他喜欢看她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虽然翻译得不恰当,但却是创造性的文学作品。我也做过翻译,曾经因为一个词语或者一段文字到底应该怎么翻,和编辑来来回回地讨论,邮件发了几十封,还没争出个对错,乃至找了更多的专家来解释原文中的意象。而巴金,他偏爱萧珊不恰当的翻译,他觉得这是创作性的文学。
他还写到萧珊的葬礼,没多少人来参加,他在变了形的妻子的遗体旁边站了一会,别人给他和她照了相。他想:这是最后一次了,即使给我们留下来很难看的形象,我也要珍视这个镜头。最后,巴金写了一句令我感到陌生且魔幻的句子:“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掺和在一起。”
我忽然意识到,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是否真的在乎你,就去听听他是如何描述你的。不是描述他和你在一起时他的感受,不是描述他曾为你做过的努力,不是描述他期待和你一起构建的美好未来,不如让他来描述一下你。对,就是你。韩炳哲提到,整个世界只是“自我”的一个倒影。他者身上的差异性无法被感知和认可。然而,爱欲的前提是作为他者的非对称性和外部性。也就是说,爱情的重要条件是一个人在“他者”面前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承认对方是难以被纳入任何类别。我像在做阅读分析一样地阅读这篇《怀念萧珊》,惊叹于每句话背后潜藏的忘我。现代人面对分手,会无法克制住冲动洋洋洒洒地给昔日伴侣写小作文,摁下发送键的那一刻忐忑又激动,感觉自己完成了一件壮举。但如果他们能读一读巴金的这篇回忆,他们或许会明白为什么他们发送出去的那些小作文,永远都得不到回应。
《随想录》里,巴金还写了一篇题为“结婚”的小短篇,只有一页纸,大概意思就是,他否认了自己再婚的消息。他写,“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种事”。
我不禁好奇,一段关系终结,一个人离开了你,那就换场,换一个新人,让生活重新焕发生机,这真的可能吗?这当然可能,我在现实中见到不止一个鳏夫速速为自己寻找到一拍即合的下一春,马不停蹄地结婚,悄无声息地安居乐业。中老年人的爱情,真的不会浪费一分一秒。被誉为爱情圣经的电视剧《欲望都市》,讲四个女人在充满诱惑的纽约寻找着真爱。自1998年起开拍到2006年第6季落下帷幕,但观众们不肯罢休,还想看,于是制作人继续制作,《欲望都市》电影版也跟着拍了两部,没过多久HBO又将这个剧复活了,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就这样……”,当然了,这么多年过去,剧中的四位主角们也纷纷步入中年。第一集里,和女主角凯莉纠缠了大半辈子的纽约金融大鳄,意外死了。凯莉失去了一生挚爱,她拿着巨额遗产,整天魂不守舍。她不知道应该如何接受爱人的离世,她舍不得摘掉婚戒,她搬出了他们曾共同居住的豪宅,但是悲伤依然涌上心头,生活陷入一片黑暗。我不知道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一个人应该如何科学地渡过爱人离世的这一阶段,并慢慢接受现实。但在电视剧里,编剧让凯莉拿出手机,注册了约会软件,重新开始约会。
毕竟,谁会想看一个中年女人怀念亡夫的故事呢?
让女主角重回约会战场,重复过去几十年里她曾经历过的热情和刺激,观众无论出于怀旧抑或好奇,总还是会上瘾的,但这么做也将对于爱的诸多可能性局限住了。仿佛把精力用在缅怀,而不是寻觅下一段关系的话,将会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怀念萧珊》的第四小章里,巴金回忆起他们相识的情景,1936年他们第一次在上海相遇,1944年在贵阳结婚。抗日战争紧张的时期,他们在日军攻城前逃离广州,开启了逃亡之路。这期间他们分散,又重逢,相见后又别离。他把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记录了下来,起名“旅途通讯”。他又将《旅途通讯》加入了《文集》,却遭朋友的批评,朋友质问巴金:“这算什么文章!”他的这个朋友一定认为爱情只是生活的锦上添花,是餐后小点。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会看不起作品中的感情呢?几年前我遇到一位出版社社长,他问我喜欢哪个作家。我不假思索地说,弗朗索瓦丝·萨冈。她离经叛道,又如此神秘,读她的小说,仿佛能看到她那不留情面的微笑。那社长轻蔑一笑,说:“哦……萨冈啊,她是写轻小说的,情情爱爱那些东西。”难道一定得是奈保尔、菲利普·罗斯、J.M.库切……这样的作家写的才算严肃文学吗?在一场关于意大利文学的对谈中,有人问戴锦华:费兰特写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算不算史诗?戴锦华回答:“四部曲”是反史诗的,因为史诗是一种文体,这种文体决定了史诗是关于最基本的父权文化的那些事情。这些最朴素的女性立场曾经不能进入,而现在不屑于进入。当然,这也是题外话,从古至今受到如此待遇的作家们可不在少数。
听到了朋友的态度,巴金决定不让《文集》重版,但是他为了自己,会经常翻看《旅途通讯》。他不允许自己忘记落入苦难境地时,是萧珊不断地告诉他,“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身边”。萧珊唯一一次对他说了分别,“我们要分别了”,那是在她最后一次进手术台之前。
当生活被戏谑浸透,爱情面临新的挑战,现实主义、实用主义、道德标准……忘记往日的美好时光成了一种必须熟练掌握的生存技能。当然可以总结为——现在的社会情况比以前更加复杂。保护自我的警醒已然超越了坠入爱河,“自我”的倒影从水面中立起来,这个庞然大物的目光所及里却看不见任何独立的“他者”。爱依然蔓延在生活里,但被切分成很薄很薄的一小份,运气好的话,你能分到一小块。
在亲密关系中吃了苦的人,在一声声嘲讽声中把头埋进自己的臂弯里,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同时爱上很多个人,也不理解那些人为什么不在一段关系中发现自我,却选择坚持自我呢?他们困惑地体验着令人痛苦又令人害怕的爱,他们好奇地问那些轻松游走在爱情游戏里的聪明人,到底要怎样才能和你们一样情绪稳定地面对捉摸不透的爱呢?聪明人回答:坠入爱河固然美妙,但谁能保证自己这一生就一定能遇见真爱呢?
所以,当我读到《怀念萧珊》这样的文字,我的第一反应是,真的吗?真的有这样的感情吗?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谁能来教教我?
这些问题能在文学中找到成千上万种解释,然而科学家早已发布过精准的研究成果。爱情的驱动力来源于激素、多巴胺、催产素以及血管升压素。它们掌管不同的大脑功能,每一项都精准地定位到具体的感官。无论你认为这是一场多么轰轰烈烈的爱情,科学都会告诉你,那是因为多巴胺。这样清醒理智地解开爱的面纱,真让人绝望。
但转念一想,科学可以解释爱情爆发和消亡的瞬间,但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在妻子去世6年后,巴金依然可以饱含深情地写下这样的回忆。他清晰地记得一些细节,当时彼此的样貌,具体的时间,她的才华,她的苦难,她的不舍,还有他们在睡前一起吃下的安眠药。